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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景敞视主义（第12页）

古代社会曾经是一个讲究宏伟场面的文明。

“使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少数对象”

，这是庙宇、剧场和竞技场的建筑所面临的问题。

因为场面宏大，便产生了公共生活的主导地位，热烈的节日以及情感的接近。

在这些热血沸腾的仪式中，社会找到新的活力，并在霎那间形成一个统一的伟大实体。

现代社会则提出了相反的问题：“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

。

当一个社会的主要因素木再是共同体和公共生活，而是以私人和国家各为一方时，人际关系只能以与公开场面相反的形式来调节：“为了适应现代要求，适应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及其对社会的一切细节和一切关系的日益深入的干预，就有必要保留增强和完善其保障的任务，利用旨在同时观察一大群人的建筑及其布局来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朱利尤把边沁当作一种技术纲领来描述的东西视为一种完成了的历史过程。

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

在表面意象的背后，人们深入地干预着肉体。

在极抽象的交换背后，继续进行着对各种有用力量的细致而具体的训i练。

交流的渠道是一种积聚和集中知识的支撑物。

符号游戏规定了权力的停泊地。

个人的美妙整体并没有被我们的社会秩序所肢解、压制和改变。

应该说，个人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

我们远不是我们自认为的那种希腊人。

我们不是置身于圆形竞技场中，也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中，受到其权力效应的干预。

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是其机制的一部分。

在历史神话中，拿破仑的形象之所以重要，可能是因为它正处于君主制的、仪式化的君权运作与等级制的、持久的无限规训运作的交叉点。

他是一个君临一切、洞察一切的人：“你可以想像到，帝国没有一个部分不受到监视，没有任何一项罪行、过失、违法行为会不受到惩罚，这位能够照亮一切的天才的目光笼罩着这部庞大机器的全身，任何一个最微小的细节都不能逃脱他的注意”

。

在开始大放光彩之际，规训社会因为有一个皇帝，因而依然具有大张旗鼓的权力的旧面目。

他作为一个既是古老王位的篡位者又是新国家的组织者的君主，把一系列漫长的过程集中到一个象征性的终极形象中。

通过这些进程，君权的奢华壮丽、权力的必要的炫耀表现都在日常的监视运作中，在一种全景敞视方式中被逐一消灭了。

相互交错的警觉目光很快就会使雕鹰和太阳”

黯然失色。

规训社会的形成是与一系列广泛的历史进程密切相联的，而且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进程包括经济的、法律一政治的以及科学的进程。

1．一般而言，可以说纪律是确保对人类复杂群体的治理的技巧。

诚然，在这方面毫无与众不同之处，任何权力体系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但是，纪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试图从对付复杂群体的角度来确定能够符合三条标准的权力策略：第一，以最小的代价来行使权力（在经济上，通过低开支；在政治上，通过权力的分散化、外在化、相对的无形化以及使它引起的阻力尽可能地减少）；第二，使这种社会权力的效应达到最大强度并尽可能地扩大这些效应，同时既无失误又无间断；第三，把权力的这种“经济”

增长同它在其中进行运作的（教育的、军事的、工业的或医学的）机构的产品联系起来；总之，同时增强该系统内一切因素的驯顺性和实用性。

规训的这三个目标是与一种众所周知的历史形势相一致的。

这种形势的一个方面就是18世纪的人口猛增，流动人口增加（规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给人定位。

它是一种反流动技术），需要加以监督或管理的群体的数量范围发生变化（从17世纪初到法国革命前夕，学生的人数猛增，无疑，医院中的人数也猛增；到18世纪末，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超过20万）。

这种形势的另一方面是，生产机构发展，变得愈益庞大和复杂，生产费用也愈益增大，利润也必须增长。

规训方法的发展适应了这两个进程，或者说适应了调节它们相互关系的需要。

无论是封建权力的残余形式，还是君主制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地方监督机制，或是它们的混乱而不稳定的组合，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

妨碍它们的因素有，它们的网络扩展既无条理又不充分，它们经常互相冲突，尤其是它们的权力运作“代价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