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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第3页）

在法国，自17世纪起，关于流浪罪的立法修订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严峻了、执法更严密了，对以往许多从宽处理的小过失都严加追究。

“在18世纪，法律对于偷窃变得更加冷峻、沉重和严酷，因为偷窃发生得愈益频繁，所以此时的法律以资产阶级的阶级司法面孔来对待偷窃。”

’2‘在法国，尤其在巴黎，遏止有组织的公开犯罪的治安机关迅速发展，从而使犯罪转向更分散的形式。

除了这些防范措施外，还应提到的是，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犯罪有一种持续不变的危险的增长趋势。

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大型犯罪集团在减少，而当时的勒特罗涅认为他们在法国乡村活动猖獗，就如一群群蝗虫：“这些努餐的害虫每天在糟蹋农夫用以维生的粮食。

他们是散布在大地表面的地地道道的敌军，他们就像是在一个占领国里那样胡作非为，名义上要求施舍，实际上强行摊派。”

他们使贫苦农民承担比捐税更重的负担，富裕农民则要付出自己三分之一的收入。

多数观察家认为，犯罪在增长。

这些观察家中当然有些人是主张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有些人则认为，在使用暴力方面受到较多限制的法律将会更加有效，更不必担心造成的后果（见）。

观察家中还有高等法院的法官，他们抱怨身陷纷至沓来的审判之中：“民众的苦难和道德的败坏使犯罪数量和罪犯数量都增加了”

（1768年8月2日，图尔涅尔（法庭一名法官致国王的信，转引自）。

总之，法院的实际活动显示，犯罪在增长。

“在旧制度”

的最后几年已经能够预感到革命和帝国时代的来临了。

在年的审判中，人们会感受到愈益紧张的气氛。

在审判中，对待穷人更加严厉，有一种无视证据的默契，相互的不信任、仇恨和恐惧都在增加”

（，108）。

实际上，从流血的犯罪转向诈骗犯罪，是完整复杂的机制的一部分，这个机制包括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财产关系在司法和道德方面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更严格的监视手段，居民的划分愈益精细，寻找和获得信息的技术愈益有效。

因此，非法活动中的变化是与惩罚活动的扩展和改进相互关联的。

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的态度变化，亦即“属于精神和潜意识领域的变化”

呢？（这是莫让桑〔〕的说法。

）也许是。

但更肯定地和更直接地说，这是竭力调整塑造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权力机制的努力，是那种监督人们的日常行为、身份、活动以及表面上无足轻重的姿态的机制的调整与改进，是应付居民的各种复杂实体和力量的另一种策略。

毫无疑问，这种新出现的东西与其说是对犯人的人性的尊重——甚至在处决不那么重要的罪犯时依然经常使用酷刑，不如说是追求更精细的司法、对社会实体做出更周密的刑法测定的趋势。

经过一个周期性过程，通向暴力犯罪的起点提高了，对经济犯罪的不宽容增强了，各种控制变得更加彻底了，刑法干预不仅变得更超前了，而且更繁复了。

如果将这个过程与改革者的批判话语相比较，就会看到一种明显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致性。

在他们提出新的刑罚原则之前，他们所抨击的是传统司法中惩罚的过分性质。

但是在他们看来，这种过分与其说是惩罚权力的滥用造成的，不如说是与某种无规则状态联系在一起。

1790年3月24日，杜雷（）在制宪议会挑起了一场关于重新组织司法权力的辩论。

在他看来，这种权力在法国“变质”

的途径有三种。

一、化公为私：法官职位被出售；这些职位成为世袭的；它们具有了商业价值，因此司法就变得很麻烦了。

二、根据法律主持正义和做出判决的权力，与创造法律本身的权力混淆。

最后，由于存在着一系列特权，使法律的实施不能一以贯之：有些法庭、程序、诉讼当事人甚至违法行为，都有“特权”

，不受习惯法的制约（议会档案》）。

这只是对过去至少延续了五十年以上的法律制度的许多批评中的一例，而所有的批评都指责在这种变质中贯穿着一种司法不统一的原则。

刑事司法是最参差不一的，原因在于，负责刑事司法的法庭五花八门，而它们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连贯的金字塔结构（见）。

除了教会司法权外，我们应该注意多种法律制度之间的不一致、重叠与冲突：贵族的法律制度在审判轻罪时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国王的法律制度本身就很复杂而且不协调（国王的法庭经常与司法执行官的法庭尤其是与初等法院发生冲突。

初等法院是作为前两者的一个中间机构新近建立的。

）；有些法律制度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上是由行政当局（如总督）或治安当局（如宪兵司令或治安长官）管理的；此外，国王或他的代表有权在正规程序之外做出关于拘留或驱逐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