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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第6页）

对于农民拒不交纳国家或教会的某些捐税，他主未必不赞同。

手工业者不遵守制造业行规，往往得到新兴企业主的鼓励。

走私得到广泛的支持；据说曼德兰（）”

受到全体居民的欢迎，在各城堡受到款待并受到高等法院人士的保护，这个故事就证明了这点。

在17世纪，甚至可以在重大的起义中看到差异极大的社会阶层为抗税而结成的联盟。

总之，非法活动的相互影响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

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一些变化（如，柯尔伯）的规逐渐失效，国内的税卡形同虚设，行会制度的崩溃）发生在因民众的非法活动而日益变大的缺口。

资产阶级需要这些变化，经济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归因于这些变化，于是，人们从容忍而转为鼓励。

在18世纪后半期，这一过程有逆转之势。

首先，由于财富的增加和人口突然膨胀，民众非法活动的主要目标不是趋向于争取权利，而是攫取财物，偷窃大有取代走私和武装抗税之势。

而且，在这方面，农民、小农场主和手工业者往往是主要的受害者。

勒特罗涅在描述农民身受流浪乞丐勒索之苦时，认为其灾难比封建压迫有过之而无不及：窃贼如成群的害虫袭击农民，吞噬谷物，挖空粮仓（）。

这种说法无疑是言过其实。

但是，可以说，在18世纪，民众的非法活动逐渐出现危机。

无论大革命初（围绕抗拒领主权）的运动，还是稍后的各种运动（反对财产权的斗争、政治和宗教抗议及抗拒征兵的斗争汇合在一起），已不再是旧式的、受欢迎的非法活动的重新组合。

其次，虽然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在不会惹太多麻烦的情况下承认非法的权利，但是当涉及到他们的财产权时，他们很难再支持非法活动。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情况是18世纪末，尤其是大革命以后农民轻微犯罪问题（）。

向集约农业的转变导致了对公有土地使用权，对各种原来受到容忍的习惯和被人们认可的轻微违法活动越来越严厉的限制。

此外，由于地产部分地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而且摆脱了封建重压，因此地产也成为绝对的私有财产：农民以前获得的或保存下来的“权利”

（废除古老的义务、肯定非正规的习俗，如自由放牧权、拾柴权等）原来是受到“容忍的”

，现在则受到新主人的否定，被完全视之为盗窃（由此在人民中产生的连锁反应是非法的或者说是犯罪的活动速增，如侵入领地、偷窃或偷杀牲畜、纵火、人身袭击、凶杀）（见on）。

非法行使权利往往意味着受到最大剥夺者的生存问题。

由于新的财产状况的出现，非法行使权利变成了非法占有财产。

因此非法行使权利必须受到惩罚。

当这种非法行为在土地所有权的范围内受到资产阶级的厌恶时，在商业和工业所有权的范围内也成为不可容忍的了。

港口的发展，大货栈的出现，大工厂的形成（企业主拥有大量的原料、工具和产品，很难加以监督）也必然导致对非法活动进行严厉的镇压。

由于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入商品和机器，这就要求全面地并凭借暴力来杜绝非法活动。

在经济发展迅猛的地方，这种现象表现得十分明显。

考尔克洪（）试图用数字来证明遏止日益增多的非法活动的迫切性：根据企业主和保险公司的估计，从美洲进口和储存于泰晤士河沿岸货栈的商品被盗价值上升到每年平均25万英镑；总的来看，仅在伦敦港每年被盗商品大约值五十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在港口外的仓库货栈）；此外，伦敦商业区每年被盗物品价值为70万英镑。

考尔克洪说，在这种持续的偷窃中，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

第一，职员、监工、工头和工人共同参与，而且常常是积极地参与。

“只要有一大群工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其中必有一批坏家伙。”

第二，存在着一个完整的非法交易组织，这种非法交易从工厂或码头开始，到收货人再到小贩。

收货人中既有专营某种商品的批发大户，也有杂货收购商。

在后者的货架上“乱七八糟地陈列着废铁、烂布和旧衣，但在商店背后则藏着贵重军械，铜栓铜钉，铸铁和贵金属，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货物，家具以及各种从工人手中收购的物品。”

那些小商贩再把赃物运销到乡村（；在第7、8、9章中，他细致地描述了这个过程）。

第三，造假活动（在英国似乎有四五十家伪币制造厂常年运转）。

但是，促使这种活动（包括劫掠和竞争）规模越来越大的，是一系列的宽容态度。

有些活动几乎成为既有的权利（如，在轮船周围收购废铁或绳索，转卖白糖仓底），还有一些活动则在道德上获得认可。

小偷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走私活动，“他们不认为这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