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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21页）

我一到尚贝里，便沉浸于召唤我来此的那股共和主义的激情中了。

因为我在那儿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这激情有增无减。

我受到各行各业的人的款待和宠爱，爱国主义的激情充满在我的心中。

我因摒弃祖辈所信奉的宗教而另拜了一个神明，被褫夺了公民权，为此，我感到汗颜，因此，我决定公开地重新尊奉我祖辈的宗教。

我在想，所有的基督徒用的都是同一本福音书，而教义内容之不同只是因为人们硬要横加解释自己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因此，在每个国家中，只有君主有权确定所奉之神明以及那不可理解的教条，而公民的义务就在于接受这一教条，遵奉法律所确定的那个信仰。

同百科全书派的来往非但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反而因我对争论和派系的天生厌恶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仰。

对于人和宇宙的研究始终向我展示了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

几年来，我潜心研读《圣经》，特别是研读福音书，使我蔑视那些最不配理解耶稣基督的人对耶稣基督的低劣和愚蠢的阐释。

总而言之，哲学在使我追求宗教精髓的同时，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遮蔽其光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无足轻重的程式。

我认为，对于一个理智的人来说，是没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的。

我同时也认为，凡是形式和纪律的东西，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属于法律的范畴。

这一极其合理、极其有社会性、极其平和而又给我招致那么多残酷迫害的原理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我若要做公民，就应该是新教徒，就应该重新遵奉我国所确定的信仰。

我决心这么做了。

我甚至屈从了我所居住的远在城外教区的牧师的训令。

我只是希望不必非得去教务会议上受审。

然而，圣教敕令关于这一点的规定是不含糊的。

人家很想替我通融一下，指定了一个五六个人的委员会来单独听我的皈依誓言。

但不幸的是，与我关系甚好的既可爱又亲切的佩德里奥牧师竟对我说，有些人很想听听我在这个委员会上发表的讲话。

这事让我害怕得不得了，三个星期的工夫，我日日夜夜地琢磨我准备了的一篇短小的演讲词，但临到背诵时，可就乱了套了，竟至一个词也说不出来，在讲坛上竟然成了一个最笨拙的小学生。

委员们在为我解围，我只是蠢乎乎地回答着“是的”

或“不是”

。

然后，我便被接纳进团体，并恢复了我的公民权。

我以公民的身份在保安税册上登了记，这种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而且我还参加了一次国民议会的特别会议，以便从市政官员米萨尔那儿接受誓言。

对于国民议会、教务会议此次对我表示的好意以及所有官员、牧师和公民对我表示的种种殷切而诚挚的态度，我深为感动，因此，我在总在劝说我的好心的德吕克的催促之下，更主要的是我自己心里也正这么想，便一心要回巴黎去拆散我的家庭，处理一下自己的琐事，安置好勒瓦瑟尔太太及其丈夫，或者说提供他们一些赡养费，然后，同泰蕾兹一道回日内瓦安居，度过余年。

作出这一决定之后，我便把正事暂时撂下，好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玩，一直到动身时为止。

在同朋友们的游玩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泰蕾兹一道环湖泛舟的那一次。

我们用了七天的时间在湖中环游。

天气简直是好极了。

我对湖对面使我惊叹的那些风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年之后，我在《新爱洛伊丝》中把它们描绘了出来。

我在日内瓦主要交往的人，除了我提到的德吕克而外，还有：年轻的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高于以后对他的看法；佩德里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现在是文学教授，同他的交往充满了温馨和舒适，将永远令我缅怀，尽管他后来不屑于与我为伍；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民议会议员和市政官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读给他听，但没读题献，他似乎对此文甚为赞赏；吕兰教授，直到他死前，我一直与他有书信往来，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购置书籍；凡尔奈教授，他在我向他表示好感和信赖之后，同大家一样，就不再理我了，而我的那些表示本应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位神学家还会对什么事情有所感动的话，戈弗古尔的助理及继任者夏普伊，他本想顶掉戈弗古尔的，可没多久，自己反倒被人取而代之了；马尔塞·德·梅齐埃尔，我父亲的故旧，也是我的朋友，曾一度为国增光，后成为剧作家，并想进二百人委员会，从而改变了信条，死前便已贻笑大方。

但所有的朋友中我殷切期待的是穆勒杜，他才华横溢、思想激烈，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尽管他对我的态度常常很暧昧，而且同我最凶狠的敌人有来往。

虽然如此，可我仍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我这样的一个朋友报仇雪耻的。

尽管这些应酬费时费力，但我仍旧没有失去独自散步的喜好和习惯。

我经常在湖边久久地漫步，但我那习惯思考的头脑并没有闲着。

我在琢磨我已拟就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我马上就要谈到这本书；我在构思一本《瓦莱地方志》以及一部散文悲剧的大纲，主题是卢克丽霞（）①，尽管她已不再能上法国的任何舞台，我仍斗胆地要表现她，以期使嘲笑者黯然。

与此同时，我还在试着译塔西佗，已经译出他的史书的第一卷了，大家可在我的文稿中找到它。

在日内瓦待了四个月之后，我于十月份回了巴黎。

我没有从里昂走，免得碰到戈弗古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