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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至此,已非为国选才,实为士族门阀代代相传之柄也!
被举者只知有举主,不知有朝廷;只知维护家族门户,不知顾全天下大局。
此非公器私用乎?』斐潜盯着崔琰,淡然说道。
崔琰额头上汗珠冒了出来,滚滚而落。
斐潜用衣袖拂了一下桌案,『于是乎……士族子弟,高谈阔论,品评人物,俨然以天下是非为己任,批判宦官外戚,不遗余力。
然其自身兼并土地、役使佃农、逃避国课之行径,却是从未提及。
此乃以清议之虚名,掩贪腐之实利!
皇权空悬其上,如饰物耳!
此即先生所言之光武旧事,所结出之恶果!
此即先生欲某效法光武,行「长治久安」之道乎?!
』
一席话,如惊雷炸响于堂内。
崔琰面色惨白,汗出如浆。
任何王朝的稳定,都依赖于一个脆弱的平衡。
皇权,或者说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也就是社会生产的主体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
比如安全、温饱、相对公平等,从而获得其默许的合法性。
而为了管理庞大的帝国,皇权又必须依赖一个执行阶层,也就是常见的官僚体系。
在大汉,就是士族系统。
这个三角关系构成了帝国运行的核心矛盾。
儒家一直强调重农,因为华夏大多数时间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其核心生产力是自耕农的劳动力。
毕竟国家的税收、兵源、徭役几乎全部来自于广大的自耕农阶层。
因此,帝国的经济命脉和统治根基在于维持一个稳定、能够进行再生产的小农经济体系。
皇帝的核心利益与国家的核心利益在这一点上重叠。
皇权的长期存续,依赖于能从自耕农身上稳定地汲取资源。
因此,一个『好皇帝』或一个『有效的皇权』的根本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避免他们破产沦为流民或豪强的佃户。
这就是皇权所『映射』,或是所『代表』的民众最根本的需求——生存与稳定的需求。
皇帝行使的公权力,其合法性正来源于能否履行这一职能。
如果皇帝或其官僚系统失败,导致民不聊生,起义就会爆发,其合法性即告崩溃。
可是儒家所产生出来的士族,以及在士族衍生出来的官僚,却是干着与『重农』口号相反的事情。
这些官僚本身一旦获得权力,其作为个人的私欲和作为家族的利益就会膨胀。
他们利用权力兼并土地、徇私舞弊、逃避赋税。
于是,三角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了。
皇帝发现,本应用于管理民众、汲取资源的官僚系统,本身就成了最大的资源掠夺者和秩序破坏者。
东汉皇帝,特别是中后期,曾试图反抗,他们能依靠谁?外戚和宦官。
这两者都是皇权的延伸,没有独立的社会基础,只能紧紧依附皇权。
这就是为什么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特别多的原因,其本质是皇权试图绕过甚至打击已经异化的士族官僚系统,重新掌控局面的努力。
但这些努力最终失败了,因为士族的根基已经过于深厚。
广大民众在这个博弈中通常是沉默的承受者。
不过,当这个矛盾激化到极致,民众就会用极端方式表达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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