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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三论及批判下（第4页）

所以儒家的社会追求，是从现实世界到理想世界，再从理想世界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一步步去推进的。

孔子也并不是真的认为，周公时代的礼乐制度就是最好的，他只是向往那个时代的治理结果。

若现实中有更好的方式能达成天下大同，他也会选择后者。

第五个问题，子学之后被官方工具化的儒学

这里只能简单讲几句，我也没法展开。

在刚才的讨论中，对儒家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经学对子学的改造，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改造有没有意义呢？

有，当然有，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非常重要实用价值。

通过经学的改造，使儒学成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治理工具，在农耕文明的环境下，它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秩序稳定。

它提供了一套可行的方法，能从家庭、宗族到国家层面，实现稳定的治理结构，形成普遍的道德认同与价值观体系，进而在潜意识中维系民族认同与天下一统。

顺便再插一句，先秦之后的天下一统，当然也有法家的贡献。

比如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主要也是法家的成果。

它成了一种保障的形式，而儒学则是形式中填充的内容。

汉代经学对儒家子学的改造过程中，很可能也有法家学者的参与，因为经学中加入的“尊君驭民”

思想，带有明显的法家痕迹。

《论语》中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应该听说过，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出现得非常突兀，因为它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典型的法家思想，更具体地说是商鞅的思想。

当然了，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注疏，都是汉代经学家的记录，近代又有人对它的断句以及释意，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儒家子学不是法家，又有点跑题了，再拉回来。

经学对子学的改造，重点是改造出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内容，但仍然保留了儒学中很多优秀的文化思想内涵。

考虑到当时的客观环境，这种改造其实也是必须的。

子学的缺点并不是它落后，事实恰恰相反，而是它在某些方面太超前了，过于理想化。

经学的改造看似是一种退步，但恰恰能满足当时的治理需要。

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只要还没达到土地资源与气候条件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这一套工具基本都是有效的。

但是因为土地集中、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文明形态突破了这种承载上限时，阶段性的秩序崩溃又几乎是必然的，任何一种工具都解决不了。

直至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产力大爆发，才有了突破农耕文明承载上限的可能。

儒家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

，它的价值，不论是过去、现在与将来，也主要作用于这个领域，不能将之万能化，它不可能去指导一切。

后世的理学与心学，都对经学进行了某些方面的修订与延伸，有将之万能化的企图，却没有清晰完整地阐述子学的格物，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到了两千年后的明末至满清民国时期，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儒家为工具，却集中了儒家思想自经学以来被赋予的、几乎所有的“苛”

。

彼时所谓的儒家只剩下了一张皮，堕落为僵化的礼教体系。

所以在后来的民族救亡运动中，推翻这个礼教体系不仅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必须。

“批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