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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断头台的场面（第6页）

了，没有招供，那么审讯官就只能放弃指控，而受刑者便获得胜利。

这样，在最重大的案件中就形成一种惯例，即在证据不足时使用酷刑，在酷刑失败后，司法官可以继续调查。

疑犯并不因经受住了酷刑而被宣布无罪，但他的胜利至少使他免于判处死刑。

法官依然掌握着除了最后一张王牌以外的一切——“死亡前的一切”

仪）人因此，在审理重大犯罪案件时，常常有人向司法官建议，既然已经有足以定罪的证据就不必给疑犯动刑，否则如果疑犯挺住了酷刑，法官就无权对死有余书的疑犯判处死刑。

在这种较量中，司法正义可能成为输家。

如果证据足以“宣判这类罪人死刑”

，人们就不应“让这种判决冒险；听凭往往一无所获的审讯的结果。

公共安全的利益要求对那些重大的恐怖罪行严惩不贷，以做效兀”

在古典时期的拷问中，除了表面上有一种对事实真相的坚决而急切的寻求外，还隐含着一种有节制的神裁法机制：用肉体考验来确定书实真相。

如果受刑者有罪，那么使之痛苦就不是不公正。

如果他是无辜的，这种肉体考验则是解脱的标志。

在拷问中，痛苦、较量和真理是联系在一起的。

它们共同对受刑者的肉体起作用。

通过拷问寻求事实真相当然是一种获得证据的途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重要的证据——犯罪者的供认。

但这也是一场战斗，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将“产生”

符合某种仪式的真理。

在为了获得招供而使用的酷刑中，有一种调查的成分，但也有一种决斗的成分。

看上去，调查和惩罚已交融在一起。

这并非毫无体理之处。

拷问确实被规定为当“审问中没有实施足够的刑罚”

时的一种补充证明方式。

因为它属于刑罚之列，而且在惩罚体系中是一种很重的刑罚，所以1760年法令将它置于仅次于死刑的位置上。

后人会问，一种刑罚怎么能被当作一种手段来使用呢？人们怎么会把应该是一种证明方法的东西当成一种惩罚呢？其原因应该在古典时期刑事司法产生事实真相的运作方式中寻找。

片断的证据并不构成大量的客观的要素，除非它们能够被搜集在一起，形成一批统一的证据，并能对罪行做出最终的证实。

每一个证据片断都会引起对疑犯一定程度的反感。

对罪行的认定不是在所有的证据部汇在一起时才开始的。

而是随着每一个可能使人认定罪犯的要素的积累而逐渐形成的。

因此，在半证据未得到补充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之前，疑犯并不能得到解脱，而是被认定为有部分罪责。

有关一桩严重罪行的副证能够证明某人是一个轻罪犯。

总之，刑事诉讼论证不是遵循非真即假的二元体系，而是遵循逐渐升级的原则。

论证中的每一级都构成一定的罪责认定，从而涉及一定的惩罚。

因此，疑犯总会受到一定的惩罚。

人若成为怀疑的对象就不可能是完全无辜的。

怀疑就暗含着法官的论证因素，疑犯的某种程度的罪责、以及有限度的刑事惩罚。

一个疑犯如果始终受到怀疑，就不会被宣布无罪，而要受到部分的惩罚。

当人们的推理达到某种程度时，人们就完全有理由展开一种具有双重作用的活动：根据已搜集的信息开始施加惩罚，同时，利用这初步的惩罚以获得尚不清楚的事实真相。

在18世纪，司法拷问依据的是一种奇特的原理：产生事实真相的仪式与实施惩罚的仪式同步进行。

被拷问的肉体既是施加惩罚的对象，又是强行获取事实真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