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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第16页）

’23均巳罪新闻每天层出不穷，这就使得人们容易接受那种分割社会、实行司法和警察监督的制度了。

这种新闻日复一日地描述一种反对不露面的敌人的内战。

在这场战争中，它成为报警或报捷的日常公告。

从小册子和大众文学形式中开始发展起来的犯罪小说，则明显起着一种相反的作用。

它的功能最主要的是表明，过失犯是属于另一个与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无关的世界。

具有这种异己性的首先是社会底层（《巴黎的秘密》”

、《罗康保尔丁句，其次是疯癫（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期），最后是上流社会的犯罪（阿尔塞纳-吕平”

）。

在过去100多年间，社会新闻与侦探小说的结合产生了大量的“犯罪故事”

。

在这些故事中，过失犯罪显得既十分贴近又极其疏远，既形成了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无时不在的威胁，但又有着令人感到极其陌生的起源与动机，它所发生的环境既充满日常生活的气息，又具有异国他乡的情调。

通过对过失犯罪重要性的强调和围绕它的不胜其烦的话语，在它周围划出了一条界线，这条界线既突出了它，又把它分离出来。

在这样一种出自令人十分陌生的环境的可怕的过失犯罪中，非法活动怎么会认出自己呢？

这种复合策略产生了效果。

这种效果可从工人报刊的宣传战中得到证实。

工人报刊抨击犯人劳动〔4j，反对“监狱的安逸”

，要求让犯人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抨击慈善家对过失犯的过分关心，抨击赞扬犯罪的文学。

（2’这种效果还反映在整个工人运动中对获释的一般犯人的普遍不信任中。

“在20世纪之初”

，米歇尔-佩罗（）写道，“由蔑视——这堵最高的墙——所包围的监狱，最终把一批不受欢迎的人关了进来”

。

但是，当然不能说这种策略取得了胜利或它在过失犯与下层阶级之间造成了一种全面决裂。

穷苦阶级与非法活动的关系，无产阶级与城市平民的相互态度，都还有待研究。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年的工人运动中，过失犯罪与镇压被视为一个重要问题。

无疑，当时存在看对过失犯的敌意，但这是一场围绕刑罚的斗争。

工人报纸常常提出一种关于犯罪的政治分析。

这种分析逐字逐句地与慈善家们所熟悉的描述（贫困一挥霍一懒惰一酗酒一恶习一偷窃一犯罪）针锋相对。

工人报刊认为过失犯罪的根源不在于犯罪者本人（他仅仅是触发者或是第一个牺牲品），而在于社会：“这个杀你的人实在出于无奈。

应该对此负责的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恶劣的社会组织”

（人道主义者》，1841年8月）。

这种事情或者是由于社会不能提供基本的需求，或者是因为社会摧毁了或抹煞了他的前途、抱负或后来出现在犯罪中的需求：“恶劣的教育，无处施展的能力与精力，在未成熟的年龄就被强制劳动所摧残的智力与心灵”

（《博爱报），月）。

但是，这种因需求或因压迫而产生的犯罪，由于受到关注与非难而掩盖着另一种犯罪，后者有时是前者的原因，但一般来说是前者的延伸。

后者就是来自上面的过失犯罪，是一种丑恶的榜样，是苦难的根源，是穷人造反的原因。

“当苦难用尸骨点缀街道，用窃贼与凶手填充监狱时，上流社会的骗子在什么地方呢？……最堕落的榜样，最令人作呕的犬儒作风，最无耻的掠夺。

……难道你们不害怕因从面包坊偷了一块面包就被送上法庭的人有朝一日会雷霆震怒，将证券交易所这个野兽的巢穴——国库与私人财富在这里被不受惩罚地盗窃着——彻底摧毁、片瓦不留？”

（《大众蜂群》，月）。

然而，这种富人的过失犯罪受到法律的宽容。

当它要走上法庭时，它可以倚仗法官的宽容与报刊的谨慎而有恃无恐。

（2）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刑事审判可以变成政治辩论的场合，应该利用有争议的审判或针对工人的程序来谴责刑事司法的一般运作：“法庭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展览时代的苦难与伤痛的场所，一种从各个方面展示我们的社会混乱的悲惨牺牲者的烙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