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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第3页）

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

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

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难片。

“趁着天亮，快！

快！”

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罩。

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

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

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压在一起。

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白色护士帽戴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喷雾器往门上喷，声音很大。

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声尖叫，“咣”

给关上了。

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

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

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

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

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

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

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

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

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

他说。

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

他看着我。

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