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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犯人的肉体（第11页）

他们认为，一个人可以既是罪犯又是疯子；疯得越厉害，罪行越轻；罪行是肯定的，但应该把人送去治疗，用刑罚以外的方法来处置；这种人不仅是罪犯，而且是很危险的人，因为他病得太严重，等等。

从刑法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必然导致许多荒唐的判决。

然而，这种情况恰恰是某种演变的开始，法理学和立法本身在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间加速了这种演变进程：1832年的改革已经引入了“减轻罪行的间接因素”

，从而能够根据某种疾病的设定程度或某种半疯癫状态的程度来修改判决。

此外，请精神病专家出庭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巡回法庭中十分普遍，有些即决法庭也这样做）也意味着，即使判决通常是依法量刑，但也多少混合着对是否正常的评定，对因果关系的归纳，对各种可能前景的估计以及对犯罪者未来的预测。

如果以为这些运作都是从外面影响判决的内容，那就大错特错了。

它们是直接参与一项判决的形成过程。

本来按照第64条的原意，精神错乱就消除了罪行，而现在任何犯罪或犯法都被纳入这一条款，受到合法的怀疑，同时在任何反常的案件中人们都可以提出精神不正常的假设。

而且，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判决，都不再仅仅是一项针对罪行的判决，一项实施惩罚的法律决定。

它还包含了对是否正常的评定和对正常化前景的技术性预测。

今天的审判者，无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员，当然就不只是在“判案”

了。

而且，他也不是在独自审判。

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和执行判决过程充斥着一系列的辅助权威。

围绕着主要审判衍生出大量的小型法律体系和变相的法官：精神病和心理分析专家，执行判决的官员，教育工作者，监狱服务人员。

所有这些人都分享着合法惩罚权力。

有人会反驳说，以上这些人无一真正分享审判权；其中有些人只是在判决后实施法庭规定的惩罚，而另一些人，即那些专家，是在判决之前介入的，是帮助法官们做出决定。

然而，只要法庭所规定的刑罚和安全措施不是绝对的明确，它们就会不断地被修改，就会给法官以外的人留下一个任务：决定犯人是否“应该”

享有半自由或有条件的自由，他们是否将对他的监管贯彻到底。

这就把合法惩罚的机制交给了他们，由他们任意支配。

尽管他们可能是辅助性法官，但他们毕竟是法官。

这种机制是长期以来围绕着判决的实施及其因人而异的调整而发展起来的，造成了司法决策权威的大量衍生，并把决定权扩展到判决以外的领域。

精神病专家本身可能是不愿参与审判的。

让我们来考察自“1958年裁决”

以来他们向自己提出的3个问题，即被定罪者是否构成社会的威胁？他是否应受到刑事惩罚？他是否能够被矫正？这些问题丝毫不涉及第以条，也不涉及被定罪者在犯法时是否精神失常，也不涉及“责任”

问题。

它们只涉及刑罚的使用、必要性和效用。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说，它们使得人们有可能证明，精神病院是否是比监狱更合适的禁闭场所，这种禁闭应该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人们所需要的是医疗处置还是安全措施。

那么，精神病专家在刑事领域里的角色是什么呢？他不是负有责任的专家，而是一个关于惩罚问题的顾问。

他需要回答的是，这个对象是否“危险”

，人们应该如何防范他，人们应该如何改变他，人们应强迫他服从还是应给予他治疗。

最初，人们求助精神病学专业知识时是为了对罪犯的自由在其犯罪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得出“真的”

解释。

现在这种知识则被用来为对罪犯的“医学一司法治疗”

提供处方。

总之，自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重要法典所规定的新刑罚体系实施以来，由于一种普遍的进程，使得法官审理罪行以外的某种东西，使得他们的判决也包含了审判以外的某种内容，审判的权力也部分地转移到审理罪行的法官以外的其他权威手中。

整个司法运作吸收了超司法的因素和人员。

有人会说，这毫无异常之处；法律不断地吸收其他因素，乃是一种必然趋势。

但是，现代刑事司法的怪异之处在于，尽管它采纳了许多超司法因素，却不是为了从司法角度限定它们，逐渐把它们整合进实际的惩罚权力，相反，是为了让它们作为非司法因素在刑罚运作中发挥作用，是为了使刑罚运作不再是单纯的合法惩罚，是为了使法官不再是纯粹的和唯一的惩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