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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犯人的肉体（第5页）

在惩罚景观中，从断头台上弥散出一种混合的恐怖，把刽子手和罪犯都笼罩起来；这种恐怖总是要把受刑者所蒙受的耻辱转换成怜悯或光荣，而且还常常把刽子手的合法暴力变成耻辱。

现在，耻辱和目光的分布与以前不同了。

定罪本身就给犯罪者打上了明确的否定记号。

公众注意力转向审讯和判决。

执行判决就像是司法羞于加予被判刑者的一个补充的羞辱。

因此，司法与执行判决保持着距离，将这种行动委托他人秘密完成。

被惩罚是很丢人的，而实施惩罚也不光彩。

这样，司法就在自身和它所施加的惩罚之间建立了一个双重保护体系。

执行刑罚的人往往成为一个独立部门；由于官僚机构对刑罚过程的掩盖，司法就逃脱了有关责任。

法国的情况十分典型。

长期以来，监狱管理应该是内务部的责任，苦役犯监狱、苦囚船和罪犯殖民地的劳役管理则是海军部和殖民地部的责任。

除了这种角色分配，还有一种理论上的遁词：不要以为我们法官有意惩罚才做出判决，这些判决的目的是使人改邪归正、“治病救人”

；在刑罚中，有一种劝恶从善的技术压倒了纯粹的赎罪，同时也使执行有损身份的惩罚任务的官员得到宽慰。

在现代司法和执行司法者中有一种羞于惩罚的气氛。

当然这并不排除偶尔有激烈的情绪。

这种羞愧感在不断增强。

由于这种心理创伤，心理学家和辅助道德矫正的公务员的数量急剧增多。

因此，公开处决的消失就不仅标志着这种场面的衰落，而且标志着对肉体控制的放松。

1787年，本杰明-鲁思（）在“促进政治研究会”

上说：“我仅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绞刑架、示众住、断头台、鞭答和裂尸刑轮这些刑罚史上的东西都被视为野蛮时代和野蛮国家的标记，理性和宗教对人们心灵影响微弱的证据”

（，30）。

果然，六十年后，范米南（）在布鲁塞尔宣布第二届教养大会开幕时，回忆起他的童年时代就好像在描述一个遥远的过去：“我曾目睹过裂尸刑轮、绞刑柱、绞刑架、示众柱比比皆是的大地；我曾目睹过被刑轮车裂的可怕残骸”

（慈善事业年鉴），）。

英国干1834年、法国于1832年废除了打烙印的做法。

1820年，英国就不再对叛国者使用全部的惩罚手段（西斯尔伍德就没有被四马分尸）。

只有鞭刑在一些刑罚体系中依然保存着（俄国、英国和普鲁士）。

但是，一般而言，惩罚越来越有节制。

人们不再（或基本上不再）直接触碰身体，而是触碰身体以外的东西。

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监禁、禁闭、强制劳动、苦役、限制活动区域、放逐等等在现代刑罚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这些都是“体罚”

。

与罚款不同，它们直接影响人身。

然而，惩罚与人的身体的关系毕竟与公开处决时代的酷刑中的情况不一样了。

现在，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

如果人们干预它，监禁它或强使它劳动，那是为了剥夺这个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被视为他的权利和财产。

根据这种刑罚，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

肉体痛苦不再是刑罚的一个构成因素。

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

如果说触及和操纵罪犯的肉体对于法律来说依然是必要的，那这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采用恰当的方式，遵循严格的规定，而且还要有更“高尚”

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