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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惩罚景观的旧伙伴——肉体和鲜血——隐退了。
一个新角色戴着面具登上舞台。
一种悲剧结束了,一种喜剧开演了。
这是一种影子表演,只有声音,没有面孔,各种实体都是无形的。
因此,惩罚司法的机制必须刺透这种无形的现实。
这只是一种理论论断吗?刑罚实践不是与之矛盾吗?不要匆忙地做出这种结论。
诚然,今天,惩罚不仅是改造灵魂。
但是马布利的原则不仅是一种虔诚的愿望。
在现代刑罚实践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
首先是对象改变了。
这并不是说人们开始突然惩罚另外的罪行了。
毫无疑问,犯罪的定义、罪行的等级、赦免的限度、实际所容忍的和法律所许可的界限,所有这些在过去两百年间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许多与某种宗教权威的行使或某种经济活动相关的罪行已不再成为罪行了。
亵渎神明不再是一种罪过,走私和偷窃也不再是重罪。
但是这些变化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准许和禁止之间的划分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但在另一方面,“犯罪”
这个刑罚实践的对象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里说的是犯罪的性质以及某种意义上可惩罚因素的内容,而不是形式上的定义。
在法律相对稳定的表层下,发生了大量微妙而急剧的变化。
诚然,判决所确定的“犯罪”
或“犯法”
都是法典所规定的司法对象,但是判决也针对人的情欲、本能、变态、疾病、失控、环境或遗传的后果。
侵犯行为受到惩罚,但侵略性格也同时因此受到惩罚。
强奸行为受到惩罚,性心理变态也同时受到惩罚。
凶杀与冲动和欲望一起受到惩罚。
有人会反驳说,判决实际上不是针对它们的;如果提到这些因素,也是为了说明相关的行为,为了确定受审者的意志在多大程度上与犯罪有关联。
这不是令人满意的回答。
因为受审判和受惩罚的正是这些潜藏在案件背后的幽灵。
它们是被当做“减轻罪行的间接因素”
而间接受到审判,使判决结论不仅引入“间接因素”
证据,而且加进并非司法规定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如罪犯的自我认识,人们对罪犯的评估,人们对罪犯本人、他的过去与其罪行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对罪犯未来情况的估计等。
它们还因为19世纪以来在医学和司法之间流行的种种观念而受到审判(如乔治时代的“怪物”
,肖米埃”
所谓的“心理反常”
,当代专家所谓的“变态”
、“失控”
等等)。
这些观念名义上是解释人们的行为,实际上成为给每个人下定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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