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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惩罚的温和方式（第14页）

。

n3）最后，英国和美国的范例与立法者和理论家的方案一样，主张采用能够使刑罚因人而异的方法：无论在期限方面，还是在性质上，在强度上以及在实施的方法上，惩罚都应根据每个犯人的特点及其对其他人的危害性来加以调节。

刑罚体系应包容关于个人的各种变量的考虑。

就其一般原则而言，这些或多或少受到阿姆斯特丹教养院启示的范例，与改革者们的方案并不矛盾。

从表面看，人们甚至会认为，它们完全是后者（一种草图）在具体制度层次上的展开。

然而，在确定这种因人而异的改造方法时，不同点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差异表现在了解人的途径、惩罚权力控制人的方法、实现改造的手段中。

进一步说，差异存在于刑罚技术学中，而不在其理论原则中，存在于刑罚与肉体和灵魂的关系中，而不在它被纳入法律体系的方式中。

首先看改革者的方法。

刑罚应在什么地方施加压力，获得对人的控制？在观念上——人的利益观念、有利和不利、快乐与忧愁的观念上。

如果惩罚偶尔侵袭了肉体，把近乎酷刑的手段应用于肉体，那是因为对犯人和视察员来说，肉体是一个表象的对象。

那么，人们用什么手段来对表象起作用呢？用其他的表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观念的联结（犯罪一惩罚，即在惩罚中感受到犯罪一不利这种想像优势）。

这种成对的观念只能在宣传的因素中发挥作用。

惩罚场面在公众心目中确立或加强了这种成对观念；一种话语使一套符号传播开，使之每时每刻都发生作用。

罪犯在惩罚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罪行和刑法典面前重新引出所抬物的实际存在，即按照法典的规定应准确无误地与罪行相联系的刑罚的实际存在。

由于大量而明显地引出这种所指，并且因此激活法典的能指系统以及作为惩罚符号而运作的犯罪观念，犯人也就以此向社会偿还了自己的债务。

因此，对人的改造应该确保通过加强符号系统及其所传播的表象将人重新确定为法律的权利主体的进程。

而教养机构则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活动。

刑罚的作用点不是表象，而是肉体、时间、日常行为态度。

刑罚也施于灵魂，但仅仅是由于习惯寓于灵魂。

作为行为的基础，肉体与灵魂构成了此时被建议实施惩罚干预的因素。

这种惩罚干预不应基于一种表象艺术，而应基于一种有计划的对人的操纵：“我不再怀疑任何犯罪都能通过道德和物质影响得到矫正……”

；因此为了做出惩罚方式的决定，人们“需要掌握某些关于神经系统内的情感、交感的原理”

（）。

至于所使用的手段，就不是被强化和被传播的表象体系了，而是被反复使用的强制方法，不是符号，而是活动：时间表、强制性运动、有规律的活动、隔离反省、集体劳动、保持沉默、专心致志、遵纪守法、良好的习惯。

而且，归根结底，人们试图通过这种改造技术所恢复的，不是卷入社会契约的基本利益中的权利主体，而是恭顺的臣民。

他应该听命于习惯、规定、命令和一直凌驾于头上的权威，让这些东西在他身上自动地起作用。

这样，对于犯罪就有了两种显然不同的反应方式。

根据某种一般的和具体的权力形式，人们可以恢复社会契约的权利主体，也可以塑造一种恭顺的臣民。

如果“强制性”

刑罚没有造成某种关键性后果的话，那么上述这些几乎无异于一种思辨差异，因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要塑造恭顺的个人。

根据完备的时间表进行行为训练、培养习惯和对肉体加以限制，这些暗含着被惩罚者与惩罚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使公开展示变得毫无价值，而且干脆排斥公开展示。

（14）惩罚执行者应该行使一种绝对的权力，任何第三者都不得干扰他。

被改造者应该完全置于那种权力之下。

至少从这种惩罚技术的角度看，隐蔽性和独立性都是绝对必要的。

惩罚应该有自己的运作方式，自己的规则，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知识。

它应该确定自己的规范，决定自己的效果。

从与那种宣布罪行和规定惩罚的一般界限的合法权力的关系来看，这里有一种断裂，或者说有一种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