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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惩罚的温和方式（第4页）

在旧体制下，犯人的肉体变成国王的财产，君主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和自己权力的效果。

现在，他将是社会的财产，集体占用的有益对象。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者几乎总是主张将公益劳动作为最佳刑罚之一。

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陈情书”

的支持：“让那些不够判死刑的犯人为国家做公益劳动，其时间长短依罪行而定。”

’2）公益劳动包含着两个含义，一个是指惩罚犯人的集体利益，一个是指惩罚的可见性和可证实性。

因此，犯人是双重的付出，一方面是通过他所提供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用他所产生的符号。

在社会的核心部位，在公共广场和大路上，犯人是利益和意指作用的汇聚点。

人们所看到的是，他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但是，与此同时，他使得犯罪一惩罚符号偷偷溜进一切人的头脑。

后一方面是次要的、纯道德的功利，但也是更现实的功利。

5．于是便产生了一套颇有讲究的宣传经济学。

在肉体酷刑中，做戒作用的基础是恐怖：有形的恐惧，集体恐慌，令观众刻骨铭心的形象，如犯人脸上或胳膊上的烙印。

现在，做戒作用的基础是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

维系惩罚仪式的不再是君主权威的可伯复辟，而是符码的活化，是集体对犯罪观念与惩罚观念之间联系的支持。

在刑罚中，人们不是看到君主的存在，而是辨认出法律本身。

法律将特定的罪行与特定的惩罚联系起来。

只要犯罪发生，惩罚就随之而来，体现法律的话语，展示既与观念相联，又与现实相联的符码。

这种本文（tex）中的直接联系，在行动中也应该是直接的。

“请想一想关于某些恐怖行动的消息开始在城市传播的情况。

居民们如同遭到雷击一般，所有的人都惶恐不安且义愤填膺。

……这正是惩罚犯罪的最佳时机：不要让罪恶溜掉，赶快证实它、审判它。

赶快搭起行刑台，立起行刑柱，把罪犯拖到公共广场，大张旗鼓地召集民众。

你会听到他们把你的判决当作和平与自由的宣告而热烈欢呼。

你会看到他们争睹这些恐怖的行刑场面，如同参加庆祝法律的盛会”

（一36）。

公开惩罚是直接重新灌输符码的仪式。

法律被重新塑造：它承担起自己对付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

另一方面，罪犯则脱离社会，遗弃社会，但不是在“旧制度”

的那些意义暧昧的节日中——民众不论站在犯罪一边还是站在处决一边，都必然要参加这些节日——而是在哀悼仪式中。

社会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法律，但失去了违反法律的公民。

公开惩罚应该显示这双重的隐忧：一方面，某个公民可能会无视法律，另一方面，人们可能被迫使自己与某个公民分手。

“把行刑台与最令人感伤的仪式联系起来。

让这可怕的一日成为全民的哀悼日。

让这普遍的哀伤到处化为醒目的文字。

……让佩带黑纱的司法官向人民宣布罪行以及合法报复的无奈。

让这种悲剧的各种场面耸动人们的听闻，惊扰人们温柔纯朴的感情”

（）。

这种哀悼的意义应该对每一个人都是明白无误的。

其仪式的每个因素都应能揭示和重申罪行，使人想起法律，显示惩罚的必要性，证明惩罚的适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