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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第17页）

它是一个回荡着战士呼喊声的战场”

（《博爱报》，月）。

因此还产生了一种观念，即政治犯像过失犯一样有对刑罚制度的直接体验，但又与过失犯不同，能够发出引人注意的声音，因此他们有责任成为一切囚犯的代言人。

开导“法国善良的资产阶级”

乃是他们的任务，因为“法国善良的资产阶级从来不了解公共检察官的夸张起诉所导致的刑罚”

（《法国大众年鉴》，1839年，第50页）。

在这种对刑事司法及其在过失犯罪周围所精心勾画的边界的重新评估中，可称之为“反社会新闻”

的策略是很有代表性的。

工人报纸的做法旨在颠倒诸如《判决公报｝）的报纸对犯罪或审判的利用，后一种报纸“渲染血淋淋场面”

，“靠监狱为生”

，提供每日的“耸人听闻的消息”

（《穷雅克》，第1年，第3期）。

“反社会新闻”

则系统地突出报道资产阶级中的过失犯罪事件，展示这个阶级的“生活堕落”

与“道德败坏”

。

它用关于剥削者使普通人陷于苦难、饥饿，实际上是在谋杀后者的描述，取代关于普通人犯罪的报道。

’刃‘它在关于工人的刑事审判案的报道中指出雇主与整个社会应承担的责任。

总之，这是旨在颠倒那种一成不变的关于犯罪的话语的努力——那种话语竭力把犯罪当作一种怪物孤立起来，并把它描述成最穷苦阶级的所作所为。

在这种反刑法论战中，傅立叶主义者无疑比其他人都走得更远。

他们或许是最早提出一种对犯罪给予积极评价的政治理论的人。

在他们看来，虽然犯罪是“文明”

的一个结果，但是犯罪也因此是一个反对“文明”

的武器。

它自身蕴含着一种形象和一种前途。

“受其压迫原则的必然性支配的社会秩序，不断地通过刽子手和监狱，杀害那些生性坚强、拒绝和蔑视社会规定的人，那些已经长大、挣破襁褓并把它撕得粉碎的人，那些不想永远当婴儿的人”

（《法朗吉》，1837年1月10日）。

因此，不是犯罪天性，而是一种力量的较量游戏，根据每个人所从属的阶级，‘28）或者使他们掌握权力，或者把他们送入监狱。

如果出身贫贱，今日做了官，将来无疑要上囚犯船。

如果出身高贵富有，虽然是罪犯，但是“将来也要主持法庭，行使司法大权”

（《法朗吉｝，月1日）。

归根结底，犯罪的存在显示了“人性的一种十分幸运的不可压抑性。”

不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弱点或一种病态，而应视之为一种正在苏醒的活力，一种“在人的个性名义下的抗议爆发”

，由此才能理解犯罪的奇异诱惑力。

“犯罪唤醒了我们浑饨麻木的情感与半遮半掩的激情。

没有犯罪，我们将长久地陷于混乱与软弱”

（《法朗吉》，1837年1月10日）。

因此，犯罪也许会成为一种政治武器，正如它曾对黑人解放起过作用一样，它也可能被证明对于我们社会的解放是弥足珍贵的。

是啊，如果没有它，这样一种解放能够实现吗？“监狱、纵火甚至暴动，是灾难深重的社会状况的证据”

（《法朗吉》，1837年l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