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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彻底而严厉的制度（第14页）

他们属于需要日夜隔离，单独活动的范畴。

一旦人们被迫让他们与其他人接触时，他们应该戴上“做石雕或击剑时用的轻型金属网面罩”

。

第二类是“堕落、愚钝或惰性十足的犯人，他们之所以陷入罪恶是由于对荣辱无动于衷，由于怯懦和懒惰，由于对诱惑缺乏抵御能力”

。

对他们来说，最适合的对策不是惩罚而是教育，而且最好是互相教育：夜间隔离，白天集体劳动，允许高声交谈，集体阅读，然后互相提问题，对提问题者给予奖励。

最后一种是“笨拙无能的犯人”

，他们“因发育不健全而不能从事任何需要相当大的努力和坚定意志的工作，因此他们在工作中无法与聪明的工人竞争。

他们既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了解自己的社会职责，又没有足够的智力来理解自己的状况或与自己的本性做斗争。

他们陷入罪恶是由于他们的无能。

对于他们来说，隔离只会加重他们的惰性。

因此他们必须过集体生活，应把他们组成小组，不断用集体活动来刺激他们，对他们实行严格的监督”

（页起和自278页起）。

这样，一种关于过失犯及其种类的“实证”

知识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它不同于关于犯罪及其条件的司法定义。

它也不同于医学知识，后者引入人的精神失常概念，从而消除人的行为的犯罪性质。

费鲁十分清晰地阐述了其原则：“从整体来看，罪犯不过是疯人。

对待疯人，把他们与明知故犯的人混淆在一起，是不公正的。”

而新知识的任务则在于“科学地”

界定犯罪行为，尤其是界定做为过失犯的人。

犯罪学因此而得以产生。

刑事司法的相关对象是罪犯，而教养机构的相关对象是另一种人，即过失犯。

这是一种反常类型的传记单位、危险分子。

虽然监狱给法律规定的剥夺自由的拘押增添了教养因素，但这种教养因素也产生了在被法律治罪的人与执行这种法律的人之间溜掉的第三种角色。

在被打上烙印、肢解、焚烧和消灭的受刑罪犯肉体消失的历史转换点上，出现了囚犯的肉体。

这种囚犯具有“过失犯”

的个性，罪犯的渺小灵魂。

惩罚机构把他们制造成惩罚权力的作用点，教养科学的对象。

有一种说法认为，监狱制造了过失犯。

它的确几乎总是把那些被送到它那里的人重新送到了法庭上。

但是，它也是在下述意义上制造了他们，即它把非物质现实的过失性状引入了法律和犯罪、法官和罪犯、被定罪者和别子手之间的运作，用非物质现实的过失性状把上述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使他们陷入同一圈套。

教养技术和过失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对孪生兄弟。

实际上，并不是某种科学理性对过失犯的发现使精致的教养技术进入我们古老的监狱，也不是教养方法的自我改进最终揭示了抽象刻板的法律所不能感知的过失性状的“客观”

存在。

它们是一起出现的，是相互衍生的，是一种技术组合。

这种技术组合塑造和打碎它施展手段的对象。

这种过失性状是在司法机构的基础中，在“低贱工作”

（）中形成的。

司法对这些任务不以正眼相待，它判定罪人，却以惩罚工作为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