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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第9页）

犯人离开监狱后不仅应受到监督，“而且他应得到帮助和扶持”

（ot）。

1945年的提法是：“为了促使犯人恢复正常生活，在监禁之时和之后应给他们以帮助。”

这是辅助制度原则。

斗转星移，一个多世纪以来，同样的基本命题逐字逐句地得到重申。

它们一再出现在每一次新的、来之不易的、最终被接受的改革主张中。

而这种改革始终是不尽人意的。

同样的或几乎一模一样的语言也能从其他的“富有成效”

的改革时期找到：18世纪末和“社会保卫运动”

（）以及最近几年犯人暴动时期。

因此，人们不应该把监狱的发展、它的失败和它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成功的改革看作是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而应该认为这是一个同时包容这几个方面的体制。

这个体制在历史上是强加在法律对自由的剥夺上的。

这个体制包含着四种因素：监狱附加的纪律因素——这是“至上权力”

因素；对某种客观现实、某种技术、某种教养“理性原则”

的生产——这是辅助认识因素；实际上对某种必须用监狱加以消灭的犯罪倾向的不断诱发、甚至强化——这是相反效应因素；某种“改革”

的重复进行，这种“改革”

表面上追求“理想主义”

，实际上与监狱的规训运作同构——这是乌托邦复制因素。

正是这个复杂组合构成了“监狱体制”

（）”

，而不仅仅是构成由高墙、管理人员、规章条例和暴力组成的监狱机构。

“监狱体制”

把话语和建筑，强制性规章和科学命题，实际社会效应和所向披靡的乌托邦，改造过失犯的计划和强化过失倾向的机制组合成一个形象。

所谓的失败不正是监狱运作的组成部分吗？难道不应把这种失败列入规训和监禁的辅助技术在司法机构及社会中所造成的权力效应中吗？这些效应不都集合在“监狱体制”

的名下吗？如果说监狱机构能够屹然不动地长久存在，如果说刑事拘留原则从未受到严重的挑战，那么这无疑是由于这种“监狱体制”

根深蒂固并完成着某些明确的功能。

让我们以一个最近的事例来说明它的力量和稳定性：1969年在弗勒里一梅洛日（is）设立的模范监狱在总体设计上完全照搬了1836年在小罗盖特（tte）轰动一时的星形全景敞视设计。

这一权力机制既有现实实体又有象征形式。

然而，人们希望它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说法律被设定为确定违法行为，如果说刑罚机构的功能是减少违法行为，监狱是进行这种镇压的工具，那么人们就不能不承认失败。

更确切地说，为了从历史角度做出判断，人01必须能够衡量刑事拘留对整个犯罪的影响——人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人们在宣布监狱失败的同时总是主张维持监狱的存在。

人们实际上所能提出的唯一替代方法就是放逐。

英国在19世纪初就废止了这种方法，而法国在第二帝国”

期间则加以采用。

但这可以说是一种严厉的，间接的监禁形式。

然而人们或许应该反过来考虑问题，反问自己，监狱的失败提供了什么东西？这些形形色色的不断受到批评的现象有什么作用？这些现象包括维持过失犯罪倾向，鼓励累犯、把偶尔的违法者改造成习惯性的过失犯，建立一种封闭的过失犯罪环境。

人们或许应该探寻在刑罚体制的玩世不恭的外表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这种东西在用判决来净化犯人之后，继续用一系列的“烙印”

（一种原来是理论上的、现在是实际上的监视；取代了犯人通行证的警察记录）来跟踪他们，因此这种东西是在跟踪已经接受过对犯罪者的惩罚的“有过失倾向”

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