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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第7页）

但是，我们的囚犯不也像奴隶一样被承包人卖掉，被工厂生买走吗？……雌道这就是我们教育犯人诚实正直的方法吗？难道这些可恶的剥削榜样不会使他们更加道德败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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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造成甚至鼓励了一种过失犯环境的形成。

在这种环境中，过失犯称充道弟，讲究义气，论资排辈，形成等级，随时准备支援和教唆任何未来的犯罪行动：“社会禁止二十人以上的结社……但是它自身却在中央监狱里建立了二百名犯人、五百名犯人，一千五百名犯人的社团。

这些监狱是特地为他们建设的。

社会为了给他们创造更大的便利，把监狱分成车间、院子、宿舍、餐厅，让他们能够聚在一起。

……社会还在全法国增加这种社团，凡是有监狱的地方就有一个社团，……从而形成了许多反社会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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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这些俱乐部里进行着对少年初犯的教育：“他发自内心的第一个愿望将是向更机灵的长者学习如何逃避法律的严惩。

第一课将学习以社会为敌的盗贼的严密逻辑。

在我们的监狱中引以为荣的道德是告密和窥视。

在他心中唤起的第一种激情将是年轻心灵对这牢笼中必然产生的怪物——写出来会达污笔墨——的惊骇。

……从此，他就断绝了把他同社会联系起来的一切”

（法国大众年鉴》，49一56）。

福歇把监狱称作“犯罪兵营”

。

获释犯人的处境必然使他们成为累犯。

他们受到警察的监视。

他们只能住在指定地点，或禁止到其它地方。

“他们离开监狱时持有一份证件，无论到哪里都要出示它。

上面写着他们的服刑判决”

（）。

刑满释放犯难以找到工作，只得过流浪生活，这是造成累犯的最常见的因素。

《判决公报》以及工人的报纸经常提到这类案例：如鲁昂的一个曾犯盗窃罪的工人，受到警察监视因盗窃而再次被捕，没有律师为他辩护。

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讲述自己的生活情况，解释他在离开监狱被迫住在指定地点后无法重操镀金工旧业的原因——因为他是刑满释放犯无论走到哪里都遭到回绝，而警察又不允许他到别处找工作。

他无法离开普昂，而在这种可怕的监护之下又无以为生，只能坐以待毙。

他曾到市政厅要求工作，获得了在公墓的八天工作，每天挣十四个苏（法国钱币）：“但是”

，他说，“我年轻力壮，能吃能喝，五个苏一磅的面包，我每天能吃两磅多。

我用十四个苏怎么能填饱肚子、换洗衣服和找到住处？我是被逼到绝境的，我希望重新做一个正直的人，但是监护使我重陷不幸。

我开始憎恶一切。

这时我遇到勒迈特。

他也是个穷人。

我们为生活所迫而重新产生偷窃的邪念。”

最后一点，监狱把犯人家庭抛进贫困深渊从而制造了过失犯：“这种制度把一家之长送进监狱，也就使母亲一天天陷于贫困，使儿童被遗弃，使整个家庭被迫流浪乞讨。

犯罪也就因此而滋生”

。

应该指出，这种一成不变的批评总是沿着两个方向，或者认为监狱的改造作用不充分，教养技术仍很原始粗糙，或者认为监狱力图成为改造场所，但失去了惩罚的威力（11），真正的教养技术应该是严厉的qZ’，监狱是一种双重经济失误：直接的失误是它的内在代价太高，间接的失误是它没有消除过失犯罪ql3）。

对这些批评从来只有一种不变的回应：重新强调教养技术的不变原则。

在一个半世纪中，监狱总是被当作本身的补救办法：不断强化教养技术，以此作为克服其不断失败的唯一手段；贯彻教养目标，以此作为克服其不可行性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