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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断头台的场面（第20页）

，报道走私者的罪行。

1768年，它散发传单，揭露一个叫蒙塔涅（）的盗贼头目。

传单作者写道：“有些尚未搞清的窃案据认为是他干的。

……蒙塔涅被人们说成是一头野兽，一个阴险残忍的家伙，对他必须穷追不舍。

奥弗涅（）某些性急的人也坚持这种看法”

（见）。

但是这类文献的影响，如同对这类文献的使用一样，都是模棱两可的。

犯人发现，由于对他的罪行的广泛宣传，有时由于对他事后悔罪的认可，他变成一个英雄。

在反对法律、反对富人、权势者、官吏、警察和巡逻队方面，在抗交捐税、反对收税人方面，他似乎是在从事着人们很容易认同的斗争。

公布罪行的做法将日常生活中不引人注目的微小抗争变成了英雄史诗。

如果犯人公开悔罪，承认指控和判决，要求上帝和世人原谅他的罪过，那么他就好像是经历了一种涤罪程序，以独特的方式，像圣徒一般死去。

英勇不屈则是获得荣耀的另一种方式。

如果他在酷刑之下毫不屈服，他就证明了自己具有任何权力都无法征服的力量：“人们可能不会相信，在处决那天，我在当众认罪时镇定自若，当我最后躺在十字架上时我毫无惧色”

（176年4月12日在阿维农被处决的朗格拉德的申诉）。

传单、小册子、史书和冒险故事所描述的罪犯就是这种黑道英雄或认罪的罪犯、正义或不可征服力量的捍卫者，在把他们当作反例的警世道德说教的背后隐藏着关于冲突和斗争的完整记忆。

～个罪犯死后能够成为一种圣人，他的事迹成为美谈，他的坟墓受到敬仰。

（1740年前后在布列塔尼被处决的坦圭呼angu厂便是一例。

诚然，在被判刑以前，他已在忏悔牧师的指示下开始长时间的忏悔。

但是，这是刑废司法与宗教忏悔之间的冲突吗？见）。

罪犯几乎完全变成了正面英雄，对这些人来说，荣辱皆备于一身，不过是以一种相反的形象结合在一起。

或许，我们在考察这种围绕着少数典型形象历‘繁衍出来的犯罪文献时，既不应把它们看成一种自发的“民心表现”

，也不应把它们看成来自上面的宣传和教化计划。

它们是对待刑罚实践的两种介入方式的汇合点，是围绕着犯罪、惩罚和关于犯罪的记忆的战场。

这些报道之所以被允许刊印和流传，那是因为希望它们能具有一种思想控制的效果。

这些历书、传单的印刷和散发原则上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但是，这些关于常人历史的真实故事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它们之所以成为下层阶级基本读物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民众在这些故事中不仅发现了往事，而且找到了先例。

这种“好奇心”

也是一种政治兴趣。

因此，这些文本可以被当作双关话语来读解，不论是它们所叙述的事实，还是它们赋予这些事实的效果，或是它们赋予那些“杰出的”

罪犯的荣耀，更无须说它们所使用的词句，都是如此。

（人们应该研究诸如《关于吉莱里及其同伙的生平、大劫案和骗局及悲惨下场的历史》。

）这种记述中所使用的“不幸”

、“可增”

之类的概念以及“著名的”

、“令人痛心的”

之类的形容词。

）

或许，我们应该将这类文献与“断头台周围的骚动”

加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