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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犯人的肉体（第6页）

由于有了这种新的限制，刽子手这种痛苦的直接制造者被一个技术人员大军所取代。

他们包括监狱看守、医生、牧师、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

他们接近犯人，高唱法律所需要的赞歌。

他们反复断言，肉体和痛苦不是法律惩罚行动的最终目标。

今天，医生会照顾死刑犯，直至最后一刻。

他们作为慈善事业的代表和痛苦的安慰者与那些执行死刑的人共同工作。

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即将行刑之际，犯人被注射镇静剂。

这是一个司法保持克制的乌托邦：夺走犯人的生命，但不让他有所感觉；剥夺囚犯的全部权利，但不造成痛苦；施加刑罚，但没有任何肉体痛苦。

诉诸心理一药理学和各种心理“阻断物”

——哪怕是暂时的——是这种“非肉体”

刑罚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现代处决仪式证实了这一双重进程：示众场面的消失和痛苦的消除。

这种趋势影响了欧洲各种法律体系，虽然影响的速度不一样。

死刑对所有的人都一样了，不再区分所犯的罪行和犯罪者的社会身份；死刑在瞬间完成，预先不再附加任何酷刑，事后也不再对尸体采取更多的处置；处决只伤害生命而非肉体。

不再使用那种长时间的程序——用精心计算的间歇和连续的伤残来拖延死亡和加剧死亡的痛苦。

死不再使用那种处死武君者的综合酷刑或18世纪初《绞刑不足以惩罚》（1707年）的匿名作者所鼓吹的那种酷刑，即先用轮刑将犯人肢解，再鞭打使其昏厥，再用铁链将其吊起来，最后使其慢慢地饿死。

也不再使用下述死刑，即或者把犯人放在枝条编的席子上（防止他的头部被路石撞碎），沿街拖拉，或者割破他的肚皮，使内脏翻露出来，让他亲眼看着这些内脏被扔到火上，最后砍头和分尸。”

把这“千百种死刑”

简化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死刑，这就确定了一种关于惩罚行为的全新道德。

早在1760年，英国就试制了一种绞刑机（为处死费勒爵士而研制的）。

它使用了一个支撑台。

这个支撑台可以在犯人脚下张开。

这就避免了死亡的拖延，还避免了犯人与刽子手之间的冲突。

这个绞刑机经过改进，最终在1783年正式采用。

同年还废除了从伦敦纽盖特监狱到泰布伦刑场的传统游街仪式。

同年，在戈登暴动之后，利用重建监狱的机会，在纽盖特监狱设立了绞刑架（见～86）。

法国1791年法典的著名第3条规定：“凡被判处死刑者均处以断头。”

这包含着三重意义。

首先，对一切入使用同一种死刑（用月1日通过的吉洛丹的提案中的说法：“无论犯罪者具有何种身份和地位，相同罪行将受到相同惩罚”

）。

其次，一下完成对每一个犯人的死刑，不再使用“拖延时间从而十分残酷的”

处决方式，诸如勒佩尔蒂埃所指责的绞刑架。

第三，惩罚只是针对犯人个人，因为斩首原来是用于贵族的死刑，对于犯人家庭来说是耻辱最小的。

1792年3月首次使用的断头机最完善地体现了这些原则。

死刑被简化为明显可见但瞬间便完成的事情了。

法律、执法者与犯人身体的接触也只有一瞬间了。

再也没有体力较量了。

刽子手只须如同一个细心的钟表工人那样工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