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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犯人的肉体（第10页）

它们还受到一种惩罚机制的惩罚——这种惩罚机制旨在使犯法者变得“不仅乐意而且能够在法律范围内生活，并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

。

它们还受到一种刑罚的内部机制的惩罚——这种刑罚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可以根据囚犯行为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是缩短刑期，有时也延长刑期）。

它们还受到伴随刑罚的“安全措施”

的惩罚（如限制活动地区，缓刑，强制性医疗措施等）。

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惩罚犯法行为，而是监督这个人，消除其危险心态或改造其犯罪倾向，甚至在罪犯转变以后，仍然维持这些措施。

在审讯中，涉及罪犯的灵魂，不仅是为了解释他的罪行和在司法上分辨责任。

人们把灵魂提交给法庭，加以渲染，影响人们对案情的理解，并被“科学地”

运用，这正是由于它也和罪行本身一样要受到审判并分担惩罚。

在整个刑事程序中，从预审、判决到刑罚的最终后果，有一个被各种对象渗透了的领域。

这些对象不仅复制了而且分裂了司法规定的对象。

精神病学，尤其是犯罪人类学以及犯罪学的重复话语，在此发挥了它们的一项重要功能：通过庄重地把犯罪纳入科学知识的对象领域，它们就给合法惩罚机制提供了一种正当控制权力：不仅控制犯罪，而且控制个人，不仅控制他们的行为，而且控制他们现在的、将来的、可能的状况。

被法律体系所控制的犯法者的灵魂，这一附加因素在表面上只是解释性和限定性的，而实际上却具有扩张性。

在欧洲建立了新的刑法体系的一百五十至两百年间，法官借助于一种渊源久远的进程，逐渐开始审判罪行之外的东西，即罪犯的“灵魂”

。

因此，他们开始做判决之外的事情。

更确切地说，在司法审判中悄悄地渗进了其他的评估，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司法判决的规则。

自中世纪艰难缓慢地建立起调查这一重大程序以来，审判就意味着确定犯罪事实，确定犯罪者和实施合法惩罚。

有关罪行的知识、有关罪犯的知识和有关法律的知识，这三个条件为符合事实的判决提供了基础。

然而，现在，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插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事实问题。

首先，不再像原来那样简单地问：“该行为是否已被确认，是否应受到惩罚？”

还要追问：“这是什么行为？这种暴行或谋杀行为是什么性质？它属于哪一种现象？它是想入非非的结果，还是精神病反应，是一时糊涂，还是一种变态行为？”

其次，也不再简单地问：“这是谁干的？”

还要追问：“我们怎么来确定造成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根源是出自犯罪者的哪一方面？是本能，还是潜意识，是环境还是遗传？”

最后，也不再简单地问：“根据哪一条法律来惩罚这种犯罪？”

还要追问：‘什么措施最恰当？如何估计犯罪者的未来发展？使他重新做人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这些对罪犯的评估、诊断、预测和矫正性裁决逐渐在刑事审判中占据一席之地。

另一种事实渗透进法律机制所要求的扎实中。

后一种事实被前一种事实所纠缠，结果把罪行认定变成了一种奇特的科学一司法复合体。

刑法实践处理疯人问题的方式就很典型。

根据1810年法典，只能用第64条来处理疯人。

该条款规定，如果犯罪者在犯罪时精神不健全，则不算犯罪或犯法。

因此，确定精神错乱是与确定犯罪行为完全无关的事情；该行为的严重性并不因为行为者精神错乱或随后减免惩罚而改变；但是犯罪本身不存在了。

据此便不能宣布某个人既犯下罪行又精神错乱。

精神错乱的诊断一旦被认可，它就不能被纳入审判；它就打断了审判程序，解除了法律对行为者的制裁。

不仅对被怀疑精神失常的罪犯的检查，而且这种检查的结果，都必须独立于并先于判决。

然而，时隔不久，19世纪的法庭便开始误解第64条的含义。

尽管最高上诉法院几次做出决定，重申对精神错乱者不能判处轻刑，甚至不能做赦免判决，而应撤消立案。

但是普通法院依然把精神错乱写进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