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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13页）

除了因为实在赶得太急，在密码上出现过几个错处，招致阿梅洛的职员们埋怨过一次而外，不管是大使还是其他人，都从未指责过我在工作上有过任何疏忽，这对像我这样大大咧咧、愚蠢笨拙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小觑的。

可是，在我负责处理的私人的事上，我有时却是很健忘，且很不细心的，可我爱讲公道，总是不等别人埋怨，便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与我离开威尼斯有关，而且回到巴黎仍旧如鲠在喉。

我们的厨师名叫鲁斯洛，他从巴黎带了一张二百法郎的旧欠条，是一个名叫查内托·纳尼的威尼斯贵族为付假发钱而开给他朋友中的一个假发制造者的。

鲁斯洛把这张欠条拿给我，求我尽量想法收回点钱来。

我知道，他也知道，威尼斯贵族的一贯伎俩就是，一回国，就要把在国外的欠债给赖掉。

要是想逼他们还账的话，他们就一拖再拖，让倒霉的债主耗尽时间、金钱，直到灰心丧气，干脆不再追讨，或者通过协商捡回一星半点了事。

我求勒布隆先生找查内托谈谈。

查内托承认欠账的事，但不肯还钱。

争来吵去，他终于答应还三个西昆。

当勒布隆把欠条给他拿去时，他那三个西昆却没备好，还得等着。

在等着还钱期间，我同大使发生龃龉，离开了使馆。

我把使馆的文件整理得井然有序，但鲁斯洛的那张欠条却不见了。

勒布隆先生硬说是还给我了。

我很了解他的为人，不会怀疑他的。

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张欠条到底哪里去了。

由于查内托承认欠了这笔债，我便求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那三个西昆，开一张收据，或者让查内托再重写一张欠条。

查内托得知欠条丢失，就既不想还钱，也不想再写一张欠条。

我只好自掏腰包，给了鲁斯洛三个西昆，以偿丢失之欠条。

他不肯要，叫我回巴黎后同债主商量。

于是，他把债主的地址给了我。

假发制造者得知事情原委，便想要回欠条或者全部欠款。

我气极了，真恨不得豁出命去也要把那张该死的欠条找回来！

我在手头最拮据的时候，自己付了这二百法郎。

就这样，欠条丢了，债主倒收回了他的全部欠款，而要是那张欠条真的不幸被找到了，那他很难得到查内托·纳尼阁下许诺的那十个埃居。

我自觉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干起来便饶有兴趣。

除了与我的朋友卡利约交往，同我马上就要谈到的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去圣马克广场来点无伤大雅的娱乐、看看戏以及几乎总是一起去串串门而外，我唯一的乐趣就是自己的工作。

尽管我的工作并不太繁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甫相帮，但由于联系面很广，又处于战争时期，所以我不免仍旧是挺忙的。

我每天上午要干大半天，而信使来的时候，有时则需干到半夜。

余下的时间，我便用来学习我开始干的业务，我真希望通过良好的开端，以后受到重用。

的确，我的口碑甚好。

首先是大使，他高度赞扬我的工作，从未抱怨过，他后来之所以发那么大火，完全是因为我见一再诉苦不起作用，自己终于要走。

我们与之有公文往来的大使们和外交大臣，总是对他赞扬他秘书的才干，这本该使他颇为得意的，可却因为他心术不正，反而起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了对我的赞扬，使他永远不能原谅我了。

这件事有必要说明一下。

他这人很不能约束自己，连星期六，几乎是所有文件都要发送的日子，他也不能等待工作完毕之后再出去。

他老盯着我，催我把呈送国王和外交大臣的公文赶快弄好，他匆匆忙忙地签完字后，便不知去向了，而其他大部分信都还没有签字哩。

这样一来，如果是一些消息的话，我就得把它们弄成通讯稿，但要是牵涉到王室事务，就必须有人签字，我就只好代签了。

我们刚收到一份重要情报，是国王派驻维也纳的代办樊尚先生发来的，我也就照样代签了。

当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在向那不勒斯挺进，加热伯爵作了难忘的转移，这是本世纪最漂亮的战略行动，而欧洲对此却谈得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