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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山雨欲来 第二十节（第3页）

儒家学说在本朝占据主导地位，它的学说直接影响和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和推行。

儒家学说倡导君权天授，由此引申出“大一统”

的集权统治。

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而重农抑商之策正是以其能打击富商豪强获得民心，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诸多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国家首选。

推行重农抑商之策需要一个完善的文官体系，这一点儒家学说也帮助君主做到了。

秦一统六国之后，将郡县制推广全国。

本朝从秦制。

郡县制的设立为国家权能的实施减少了掣肘的力量，也为本朝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本朝官僚体系的触角也随之遍布全国各地。

本朝的官僚以“士大夫”

为主体，“士大夫”

的身份具有“儒生”

与“官吏”

的二重特性。

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

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同时又因其身份中“儒生”

的特征，从而使得“士大夫”

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

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

风气成为可能。

本朝的官僚体系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礼治”

与“法治”

、儒生与文吏的结合日趋完美。

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他们成为统治者的一份子，参与了特权的分割。

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们和君主的利益紧密相连，他们因此成了“重农抑商”

政策的真正参与制订者和推行实施者。

士大夫们清醒地认识到商贸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商贾势力的复苏，这对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有着巨大的威胁，这一点是以承担天下道义之大任的士子儒生们所不能接受的。

另外，儒生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没有完全失去对自身真正身份的认识及社会道义的担当。

儒家学说里的“富民”

、“教民”

便成为儒生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

在“富民”

的问题上，儒家的主张是“藏富于民”

。

这种藏富于民的主张与国家的“重农”

之策在名义上取得了一致，这也是他们积极主张重农抑商的原因之一。

所以，以儒家学说为根本的官僚们成了反对变革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但反对农工商并重，更反对盐铁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