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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2页）

那是一七四九年，那年夏天酷热难耐。

从巴黎到樊尚有两法里。

我手头拮据，雇不起车，所以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便于下午两点走着去。

我走得很快，好早点赶到。

路旁的树木按照法国习俗总是修剪得齐刷刷的，几乎没了一点儿阴凉。

我常常又热又累，躺在地上，动弹不了。

为了走得慢一些，我便想了个主意，边走边看书。

有一天，我拿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一边走一边看，忽然发现第戎科学院为下一年而出的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加速了腐化堕落抑或净化了道德习俗》。

一看这个题目，我顿时看到了另一个宇宙空间，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虽然我对当时的印象记得很真切，但是，详细情形在我给马尔泽布尔先生的四封信中的一封里阐述之后，就想不起来了。

这是我记忆力的奇特之处，有必要说一说。

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便为我效劳，而一旦我把记忆中的事情写在纸上，它就不再帮我了。

所以，我只要把一件事写下来，就再也记不住了。

这一特点甚至也表现在音乐上。

在学音乐之前，我熟记很多的歌曲，可当我一学会识谱，就一支歌也记不住了。

而且，我怀疑，我曾经最为喜爱的那些歌曲中，我今天是否还能记全一支。

在这件事中，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的就是，我到樊尚时，激动得几乎像是发疯。

狄德罗看出来了，我便把原委说给他听，还把我在一棵橡树下，用铅笔写的模仿法伯利西乌斯（）①的激烈演说词的一段读给他听。

他鼓励我把思想放开，撰文应征。

我这么做了，而且，自这时起，我便完蛋了。

这一时的意乱情迷，造成了我今后一生所有的不幸。

我的情感一如我的思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涌动。

我全部卑弱的激动全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爱所窒息了，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骚动在我的心中持续了四五年之久，激烈程度之高，恐怕任何人的心里都不曾有过。

我写这篇征文，方式很奇特，我在后来的其他作品中，几乎也总是运用这种方式。

我把不眠之夜用来写它。

我在床上闭上眼睛思考着，绞尽脑汁地把一个个段落在脑子里考虑来考虑去，然后，待我总算满意的时候，便把它们存在记忆中，直到我可以把它们写在纸上为止。

可是，当我起床、穿衣的时候，又全都忘记了，当我展开纸准备写的时候，我所构思的东西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我打算请勒瓦瑟尔太太来当秘书。

我先已让她同她的女儿及丈夫住在我的附近，是她为了让我少雇一个仆人，每天早上前来为我生火和打扫。

她来的时候，我便在床上把我夜间构思所得口授于她。

这个办法我遵循了很久，使我避免忘掉很多的东西。

这篇稿子写成了后，我便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还指出几处应修改的地方。

然而，这篇热情洋溢、气势恢宏的作品，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

在出自我之手笔的所有作品中，这是推理最差、最不匀称、最不和谐的东西。

不过，不管你生来有多大才气，写作技巧不是一学就会的。

我把这篇稿子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外，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起过。

自格里姆进弗里森伯爵家时起，我便同他相交甚得。

他有一架羽管键琴，成了我俩的相聚点，我同他一起在琴旁度过了我所有的余暇，从早到晚或者通宵达旦地，从不停歇间断地唱一些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歌。

一旦在迪潘夫人家找不到我，准保可以在格里姆先生家找到我，或者至少我是同他在一起，或散步，或观剧。

我虽然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已不再去了，因为他不喜欢，所以便同他一起花钱买票，去他所痴情的法兰西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