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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断头台的场面（第12页）

。

在18世纪中期，塞尔皮雍（Serp＊。

n）和布莱克斯通（）”

等法学家认为，刽子手的失误并不意味着犯人的生命可以苟全（，1100）。

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律释义》一书中指出：“显然，如果犯人根据判决被处绞刑，但没有彻底咽气，而又复活，那么司法长官应该再次吊死他。

因为前一次绞刑没有执行判决。

而且，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心慈手软，就会贻患无穷”

（）。

在处决仪式中有某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神裁法和上帝审判的成分。

在与犯人的较量中，刽子手有点像国王的斗士，但他是没有资格因而得不到承认的斗士。

历来的传统似乎是，当刽子手的委任状被盖上印里后，不是放在桌子上，而是掷于地上。

众所周知，围绕着这个“十分必要”

但又“不自然的”

职务有各种限制（～81）。

在某种意义上，刽子手是国王手中的剑，但是，他也分担着其对手的耻辱。

君权授权地杀戮并通过他杀戮，但君权不体现在他身上，也不以他特有的残忍为自己的标志。

而且，它从不出现，除非在能造成最轰动的效果的时候，即用赦令来中止刽子手行刑的时刻。

在判决和行刑之间通常只有短暂的时间（往往只有几个小时），这意味着赦免通常是在最后一刻才降临。

而仪式的进行十分缓慢，无疑是为了这意外的变化留下余地（见年1月年12月14日，IV，229）。

安舍尔在（l世纪的犯罪与惩罚》一书中讲述有关安杜瓦-布列泰克斯的故事：当一名骑上带着人们熟知的羊皮纸卷奔驰而来时，他已经被带到行刑台下了。

“上帝保枯国王”

的欢呼声响成一片，布列泰克斯被带到小酒馆，法庭书记员则为他收拾好东西。

犯人总是希望获得赦免。

为了拖延时间，甚至到了绞刑架下，他们还会假装要吐露新的案情。

当民众希望看到赦免时，他们会大声呼喊，要求赦免，竭力设法延迟最后的时刻，期盼着携带绿色蜡封的赦令的信使，在必要时甚至谎传信使正在途中（1750年8月3日，在处决几名因反抗劫持儿童而暴动的人时便发生了这种情况）。

君主在处决时的存在，不仅表现为实施依法报复的权力，而且表现为能够中止法律和报复的权力。

他应该始终是独一无二的主宰，唯有他能够荡涤冒犯他本人的罪行。

尽管他确实授权法庭行使他主持正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转让这种权力。

他仍完整地保持着这种权力。

他可以任意撤销判决或加重判决。

我们应该把公开处决看作为一种政治运作。

公开处决在18世纪依然被仪式化。

它合乎逻辑地包含在一种惩罚制度中。

在这种制度中，君主直接或间接地要求、决定和实施惩罚，因为他通过法律的中介而受到犯罪的伤害。

在任何违法行为中都包含着一种“大逆罪”

（。

），任何一个轻罪犯人都是一个潜在的武君者。

而激君者则是彻头彻尾的罪犯，因为他不像其他违法者那样，只是冒犯君权的某个特殊决定或意愿，而是冒犯君主的原则和君主本人。

在理论上，对武君者的惩罚必须是集一切酷刑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