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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断头台的场面（第5页）
但是，尽管在司法程序中它应该成为活生生的和口头的与先期调查相辅相成的对应物，尽管它只能是被告对先期调查的应答与确认，它仍然需要有各种保证条件和正式手续的支持。
它保留了交易的某种特点。
因此，它必须是“自愿的”
，它必须是在有法定资格的法庭上做出的，它必须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做出的，它不应涉及不可能存在的事情，等等四〕。
通过供认，被告把自己交给了这种程序，他认可了先期调查确定的事实。
用供词的双重歧义性（既是一种证据，又是先期调查的对应物，既是强制的结果又是一种半自愿的交易）可以解释古典时期的刑法为获得供词而规定的两大手段。
其一是要求被告在正式讯问前（也是在人神司法正义前不得做伪证的压力下）宣誓（这同时也是一种做出承诺的礼仪）；其二是司法拷问（为获得实情而施加的暴力。
这种实情必须在法官面前以“自愿”
供认的形式再现，才能构成证据）。
在18世纪末，酷刑将作为另一个时代的野蛮残余，作为“哥特人”
的野蛮标志而遭到唾弃。
诚然，酷刑实践起源于古代，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宗教法庭，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对奴隶的拷打。
但是，它在古典时期的法律中并不表示某种残余或缺陷。
它在复杂的刑罚机制中占有明确的地位。
在这种机制中，审问程序因增添了起诉制度”
的因素而得到加强；书面证明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口头证明；司法官所操纵的制造证据的技术与用痛苦来考验被告的神裁法～混合在一起；人们要求被告在这种程序中扮演一个自愿的合作者，为达到这一目的，必要时采用最激烈的威慑办法。
总之，在这种刑法机制中，关键是通过～种机制来产生书实真相。
这种机制包含两个因素，一个是由司法机关秘密进行的调查，另一个是被告的仪式行为。
被告的肉体、会说话的和必要时受折磨的肉体将这两种因素联结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古典时期的惩罚制度受到彻底的检查之前，对酷刑的激烈批评极为少见的原因（最著名的批评是尼可拉年发表的《酷刑是确定罪行的手段吗？》）。
而更常见到的只是关于谨慎使用酷刑的建议：“司法拷问是获得事实真相的不可靠手段。
因此，法官不应不加思索地诉诸这种手段。
没有比这更不可靠的手段了。
有些罪犯能咬紧牙关，拒不透露实情，……而有些无辜的受害者则会被迫供认不属于他们的罪行”
（）。
根据上述情况，让我们看看拷问和逼供的运作。
首先，拷问并不是一种不惜任何代价获取事实真相的方式，也不是现代审讯中的无限制的拷打。
它确实很残忍，但它并不野蛮。
它是一种受制约的活动，遵循着明确规定的程序。
拷问的各种阶段、时限、刑具、绳索的长度、重物的重量、审讯它干预的次数等，所有这些在困地而异的刑律上都有详细的规定（172年，阿格索下令调查法国的酷刑手段和规则。
有关调查结果，见，）。
拷问是一种严格的司法活动，它与早在宗教法庭以前就在起诉制度中实行的古老的考验和审判方法——神裁法、法庭决斗、上帝的审判——相联系。
在下令施刑的法官和受刑的疑犯之间保存着那种较量的因素。
受刑者受到步步升级的考验，如果他“挺住”
了，他便获得成功；如果他把供了，他就失败。
（酷刑的第一阶段是展示刑具。
对于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他们过不了这一关。
）但是，审讯官在使用酷刑时是冒着一定风险的（除了使疑犯致死的危险）；他是用已经搜集到的证据来下赌注。
按照规定，如果被告“挺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