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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第8页）
可以作为结论性的事实是，最近几个星期的犯人暴动”
被归咎为1945年提出的改革实际上从未生效，因此人们必须恢复监狱的基本原则。
人们至今仍期待着这些原则产生美妙的结果。
但是对这些原则人们太熟悉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它们构成了关于良好健全的“教养条件”
的七条普遍准则。
1．刑事拘留应该以改造人的行为举止为其基本职能：“以改造犯人为刑罚的主要宗旨，这是一条神圣的原则。
该原则在科学领域，尤其是在立法领域正式出现乃是最近的事情”
（“布鲁塞尔教养会议”
，1847年）。
1945年5月的阿莫尔委员会（）亦步亦趋地重申：“剥夺自由的刑罚以改造犯人和使犯人重返社会为主要宗旨。”
这就是改造原则。
2．对犯人的隔离，至少是对犯人的空间安置，应该根据其行为所受到的刑罚，但首先应根据年龄、思想态度、将使用的改造技术、改造的阶段。
“在设法改变犯人性格中外在的和道德的重大缺陷时，必须考虑他们堕落扭曲的程度及其改造的难易程度”
（1850年2月）。
1945年的提法是：“关押刑期为一年之内的犯人的教养机构对过失犯的空间安置应根据性别、个性和堕落程度。”
这是分类原则。
3．应该根据犯人的特点、进步或退步表现来调节刑罚。
“因为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改造犯人，因此应使确实改恶从善的犯人获得自由”
（）。
1945年的提法是：“实行一种分级渐进的制度，……根据犯人的态度和进步程度来调节对待犯人的方式。
这种制度包括从单独禁闭到半自由的整个范围。
……假释的恩惠扩大到适用于一切有期监禁刑罚。”
这是刑罚调节原则。
4．劳动应该是改造犯人和使犯人逐渐社会化的基本要素之一。
犯人劳动“不应被视为一种附加因素，似乎是刑罚的加重，而应被视为一种减轻痛苦的因素，因而是犯人不可剥夺之物。”
它应该能使犯人学会和从事一门手艺，能给犯人及其家庭提供一个收入来源（）。
1945年的提法是：“所有的法定囚犯都必须工作。
……任何囚犯都不得被强制无所事事。”
这是工作义务权利原则。
5．对囚犯的教育，对于当局来说，既是有利于社会的必要措施，又是囚犯的义务。
“教育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教养手段。
教养监禁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
（－年的提法是：“囚犯所受的待遇，除了不得男女混杂外，……应该主要是对他进行一般教育和职业教育，使他改过自新。”
这是教养教育原则。
6．监狱体制应该至少部分地受到一批专业人员的监督和管理。
这些人应具有作为教育者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和业务能力。
1850年费鲁就监狱医疗问题指出：“这对于一切形式的监禁都是有价值的补充，……没有人比医生更能获得犯人的信任，能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性格，能在减轻他们的病痛时更有效地影响他们的精神状态，而且能够以恰当的方式给予谴责或鼓励。”
1945年的提法是：“在每一个教养机构中，都应有一种社会和医疗一心理服务。”
这是拘留的专业监管原则。
7．监禁结束后应有监督和帮助措施，直至获释犯人彻底恢复正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