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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断头台的场面（第16页）

时，尤其当需要在民众中寻找这些敌人时，民众应该给国王提供帮助。

这种帮助更像是民众为国王的报复所做的“断头台杂役”

。

这种“杂役”

在古老的法令中就有规定。

1347年关于读神者的法令规定，这种人应置于示众柱，“从清早一直展示到死亡为止。

除石头和其他伤害身体的物品外，泥土和其他垃圾均可掷向其面部。

…如果是累犯犯人，我们的意见是，在重大集市日，将他置于示众往，并将他的上唇割开，露出他的牙齿。”

无疑，在古典时期，这种参与酷刑的方式仅仅是受到容忍而已，当时有人在设法限制，其原因是它引出种种暴行，而且它还包含着对惩罚权力的港越。

但是它属于公开处决的一般机制，而且关系密切，难以根除。

甚至在18世纪，还有些场面类似于1737年处决蒙蒂尼时的情况。

当刽子手进行处决时，当地渔妇列队游行，高举着犯人的模拟像，然后砍掉它的头（）。

而且，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犯人游街通过人群时，必须“保护”

犯人免遭人群的攻击。

对于围观者来说，罪犯既是一个做戒的榜样又是一个攻击的目标，既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又是一个“猎物”

，而这个“猎物”

既是应允给他们的又是禁止他们捕获的。

在召集民众来显示其力量时，君主能够暂时容忍暴烈行动，他将此视为忠诚的表示，但他又用自己的特权严格地限制这种行动。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民众被召来观看旨在恫吓他们的场面，而他们则可能表现出对惩罚权力的拒斥，有时会出现暴乱。

阻止不公正的处决，从刽子手手中抢走犯人，用暴力争取对犯人的赦免，追打刽子手，辱骂法官和喧闹公庭、反对判决——所有这些构成了民众干预、指责并往往破坏了公开处决仪式的实践。

当然，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因暴动而被判死刑的犯人案件中。

在著名的劫持儿童案件中就出现了骚动。

三名所谓的暴乱者被预定吊死在圣一让公墓，“因为那里只需要较少的人来把守人口和警戒游行队伍。”

‘们群众想阻止处决的执行。

惊慌失措的刽子手砍死了一个犯人，弓箭手乱箭四射。

在1775年的粮食风潮之后，1786年做散工的工人进军凡尔赛，试图解救被捕的同伴时，都一再出现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中，不满早已酝酿，而且不是针对刑事司法的某些措施。

此外，还有许多例子显示，不满是由某项法令或某次处决直接触发的，即“断头台周围的骚乱”

，规模虽小，但频频发生。

就其基本形式而言，这些骚乱始于人群对即将处决的犯人发出的鼓励呼喊，有时是喝彩。

在整个游街过程中，犯人得到“温顺善良者的同情和冷酷无畏之徒的鼓掌、赞扬和羡慕”

（）。

当民众聚在断头台周围时，他们不仅为了目睹犯人的痛苦和激起刽子手的热血，而且是为了听到一个已一无所有的人咒骂法官、法律、政府和宗教。

在公开处决时，犯人将受到人间最严厉的惩罚，因此允许他们有片刻的恣意胡为。

有了“即将处死”

这个保护伞，罪犯就可以任意说话，而围观的人群则给以喝彩。

“如果史籍精心记录受酷刑和被处决的人的临终话语，如果有人有勇气读完这种记录，甚至如果有人仅仅对那些出于残忍的好奇心而聚在行刑台周围的卑劣民众产生疑问的话，那么他将获悉，凡死于轮刑的人没有不因使他犯罪的苦难而诅咒上天、咒骂法官的野蛮、诅咒身边的牧师、亵渎造就他的上帝”

（，）。

这些处决仪式本来只应显示君主的威慑力量，但却有一个狂欢节的侧面：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