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第19页）
他的任务不是提供一个归宿，而是强迫每个人生活在一个巢穴中。”
而且，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谋生职业、一种可辨认的身份，一种永远固定的个性：“你的职业是什么？这个问题最简明地体现了现存社会秩序。
流浪是与之抵触的，是对它的骚扰。
人们必须有一个稳定的、长期不变的职业，必须考虑未来，考虑一个有保障的前途，以免受各种侵扰。”
总之，人应该有一个主人，被安置在一个等级体系中。
人只能以固定在明确的支配关系中的方式存在：“你和谁在一起工作？这就是说，不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既然你不是主人，你就必须是仆人。
这不是你作为一个人是否令人满意的问题，而是一个维护秩序的问题。”
某种自称为一种权利的非法状态，与表面上是法律的纪律发生冲突。
造成敌对冲突的是无纪律，而不是犯罪。
一种无纪律的语言——不规范语法和回答问题的语调“表明了被告与社会之间的深刻裂痕，因为社会是通过法官用规范的措词向他提问的。”
这种无纪律是天然直接的自由的无纪律：“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学徒、工人就是奴隶，而受奴役是很悲惨的。
……这种自由，这种对流动的需求支配着他，他十分清楚，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中，他将再也不能享受这种自由。
……他热爱自由。
别人把这视为不正常，但这与他有什么相干？这就是自由，也就是说，这就是他的个性的最自然的发展。
这是一种野性的发展，是兽性的、有限的，但也是自然的、出于本能的发展。”
在家庭关系方面是无纪律的。
无论这个迷途的孩子是被遗弃的还是自我放纵的，都无所谓，因为“他不能忍受家长的或陌生人的教育奴役。”
正是由于这些繁琐的纪律，最终导致整个“文明”
遭到抵制，“野性”
从而产生：“这就是工作，这就是懒惰，这就是轻率愚钝，总之，这就是除了秩序之外的一切。
除了职业与放荡上的差异之外，这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的野蛮人的生活”
（《法朗吉》，1840年8月15日）。
毫无疑问，“法朗吉”
的分析不能被视为当时工人报刊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讨论的代表性意见。
但是，应该把这些分析放在这种讨论的背景中来考察。
“法朗吉”
的说教并没有完全白费口舌，在19世纪后半期产生了回声。
当无政府主义者把刑法机构当作攻击目标时，他们提出了过失犯罪的政治问题。
他们想从中找到对法律最有战斗性的否定。
他们不是想把过失犯的暴动加以英雄化，而是试图把过失犯罪同控制利用它的资产阶级的合法与非法活动区分开。
他们的目的是重新确立或构建民众非法活动的政治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