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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山西山西（第10页）

老总的儿子嘿嘿一笑：“还没有，还没有。”

当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厂的烟筒，炸的时候，有个在工厂打工的农民爬到了烟筒上，苦劝才下来，跟我说：“你说我干什么去呢？地没了，贷款也难，房子也不能抵押。

但凡能干点买卖，我也不愿意干这个，谁不是早晨起来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访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

他说：“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后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我问：“之前也一直在说治理污染，但关闭了旧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开出来，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以前管不住？是因为责任制和问责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真正落实。

就算经济总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员时，环保不达标，就要一票否决，钱再多，官员提升无望。”

我问：“也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你任期的一个运动，过去了，可能会恢复常态？”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责任制，一个是问责制，只要这两条能够认真坚持的话，我想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在污染发生前，就让公民参与进来去决定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公民运动，让公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么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后，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被调离山西，孟学农任代理省长。

一年之后，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

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干部四人、处级干部十三人、处以下干部十七人。

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

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

根据环保局二〇〇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〇〇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

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

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

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二〇〇〇年，我们家的合影。

我爸现在还一个人住在山西，他把这张照片放得很大挂在客厅墙上。

《飞越疯人院》中的麦克默菲。

他押了十美金，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

他只好退下。

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