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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在学院做讲座一（第4页）

整个欧盟范围内（除英国）能够进入计算机科学前50强大学的只有4所德国大学和1所法国大学，而美国一国就有21所。

尽管欧洲大陆大学因发表论文多为非英语以及国际化程度偏低等因素在榜单上常年被大大低估，但欧洲大学在人文学科世界16位的最佳成绩（慕尼黑大学）也依然比计算机学科要显眼得多。

报考计算机专业学生数量的匮乏也是限制高校科研实力提升的瓶颈之一。

欧洲软件工程师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或许能够解释欧洲学生对计算机专业的冷落。

相比于美国程序员平均76500欧元的年薪，德国和法国的同行只能拿到42300欧元和32700欧元的报酬。

即便是在人均GDP远高于美国的瑞士，该国程序员69400欧元的平均年薪也低于美国。

偶尔的加班、缺失的末位淘汰制以及平均的收入分配无疑使得这一高薪职业在欧洲缺乏吸引力。

缺乏对科技企业的热情，不仅仅是欧洲大陆民间和学术界的通病，还蔓延到了企业文化和投资环境层面。

被风险投资人追着给钱，数千万乃至亿级别的各轮融资，在中国和美国早已习以为常的事情却从未青睐过欧洲的初创企业。

稀缺的风投数量、保守的投资人、仍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方式都使得欧洲初创企业在融资环节都落后对手一步，欧洲公司每个阶段的融资额都低于美国公司，两轮融资间隔的时间也长于后者。

此外，欧洲科技企业通过上市获得资金的道路也极其崎岖。

以中小企业而自豪的欧洲人对上市公司并不友好，欧洲各国股市的主板对IPO过程的诸多繁文缛节使得许多企业望而却步，即便是类似博世集团等巨头也对上市较为抵触。

盈利、股价稳步上升、分红依然是欧洲主流投资者的准则。

通过持续“烧钱”

的模式来占领市场和扩大商业版图的做法，在欧洲人眼中依然是邪路。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欧洲投资者往往要求科创企业能够给出明确的盈利目标和盈利时间表，这使得企业往往选择花费更多的精力来保证盈利能力，而非快速扩张。

这也说明了为何欧洲涌现的众多独角兽都集中于大数据、工业智能化等领域，因为2B模式比2C模式更能保证稳定的现金流。

欧洲还有政治制度洁癖。

“我们不能通过有损于内部竞争的合并方式打造冠军，”

欧盟委员会反垄断委员维斯塔格（MargretheVestager）在2019年1月多次向媒体如此表态，目的则在于阻止西门子列车部门和阿尔斯通列车部门合并以对抗中国中车的举动。

西门子CEO凯飒其后发Twitter说道：“那些爱欧洲的人不应在落后的方程式中迷失自己。”

Flixbus就是一个因垄断而挨批的典型案例。

2013年，德国政府终于取消了“长途巴士路线不得与高铁线路重叠”

的奇葩规定，同年Flixbus迎来了它的时刻。

与传统的巴士运营公司不同，Flixbus本身不雇佣司机也不拥有巴士，只提供网上售票平台、制定运营线路及规划，剩余的“脏活累活”

交给合作的传统运输公司。

Flixbus在票价中抽取约30%的分成并要求合作公司将巴士全部喷漆上自己的标识。

和其它保守的欧洲企业不同，Flixbus一建立就打响了补贴大战，凭借5欧元的超低票价迅速击败并收购了德国所有大巴公司。

拿下本土市场后，其扩张速度更是令人吃惊，Flixbus以几乎一个月一个国家的效率在不到2年内称雄全欧洲市场，并在2018年夏天将触手伸向了加利福尼亚。

但这个成功故事换来的却是欧洲媒体的大肆攻击：从司机低工资超负荷工作到柴油车破坏环境，质疑声在2018年底Flixbus提高平均票价至19欧元之后更是达到高潮，一时之间要求Flixbus拆分的声音此起彼伏。

Flixbus在两年内占领了全欧洲，引来了广泛的争议。

从数据保护法GDPR到知识产权法，从反垄断到电商公平税收，欧洲人的政治制度洁癖在一定程度上阻击了美国巨头前进的步伐，但也扼杀了本土初创企业的机会。

欧洲另一个人性化却反互联网企业的法律规定则是劳动法。

严格执行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每日不超过10小时的加班规定、法国几乎无法解聘雇员的CDI制度，这些都是强调效率和速度的初创企业的克星。

毕竟欧洲的保障制度服务的仅是工人和雇员，而不是企业家。

作为现代文明的缔造者，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在制度化层面做到了极致，但如今却也可能成为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