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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律师厂主画家（第4页）

不过，委托人解聘律师，不让他过问案件的事情从来没有过；被告一旦聘请律师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要和律师在一起。

因为他既然已经请人来帮忙，又怎么能自己单干呢？因此，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过却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案情发生了转折，律师无法继续过问案子了。

案子、被告和其它一切突然把律师甩开；这时，哪怕他和法官们的关系再好，也无济于事，因为连法官们也一无所知。

案子已经发展到不许继续列席旁听的阶段，转到一些遥远的、常人进不去的法院里去审理，在那儿被告甚至无法找到律师。

然后，哪天你回到家里，会在桌子上发现无数与本案有关的抗辩书，这些抗辩书是你苦思冥想、满怀希望写成的；抗辩书退还给你了，因为在审判的这个新阶段中，它们已不再作为有关材料被接受；而是成为一堆废纸了。

但这并非意味着官司已经打输，完全不是，至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这点；你只是再也不知道有关案子的任何事情了，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

幸运的是，这只是例外情况，Ｋ的案子即使属于同一性质，也得很久以后才能达到这个阶段。

在目前阶段，采取合法手段的机会还很多，Ｋ可以相信，这些手段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刚才已经讲过，第一份抗辩书还没有递交上去，不必太着急；和有关的法官们进行磋商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点已经做了。

坦率地说，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目前最好别透露细节，因为这有可能从坏的方面影响Ｋ，不是使他过于高兴，便是使他过于沮丧。

可以肯定的是，有的法官讲得娓娓动听，也表示愿意帮忙；而另一些法官虽然说讲得不怎么好听，但并不拒绝合作。

总的来说，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尽管不应从中得出最后结论，因为所有谈判在最初阶段都是这样进行的，人们只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判断，这些谈判是否真有价值。

不管怎样，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失策的；要是法院书记官能不咎既往，被他们争取过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那么这个案子可以看作是一个——用外科医生的话来说——已经清理过的伤口，人们在等待下一步的进展时就用不着紧张了——

①抗辩：被告提出特殊的或新的情况，使诉讼不能成立。

Ｋ的律师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大谈一阵。

Ｋ每次来见他，他就把上述内容重复一遍。

每次总有进展，但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进展他却不说。

律师一直在为第一份抗辩书忙碌，可是总也完不成；然而等Ｋ下次来访时，这却成了一件好事，因为最后那几天很不适宜往上递抗辩书，而这种事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如果Ｋ对律师的滔滔不绝的讲话感到厌倦了——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向他指出，即使把所有困难都考虑在内，案件的进展看来也实在太慢了；律师就反驳道，进展得一点也不慢。

当然，如果Ｋ能及时到他这儿来，就会进展得更快一点。

遗憾的是Ｋ没有这么做，这种疏忽给Ｋ造成了不利，况且并非只是暂时的不利。

打断这种谈话的莱妮是深受欢迎的，她总是利用Ｋ在场的当儿给律师端上茶来。

她会站在Ｋ的椅子后面，好像是在看着律师贪婪地朝茶杯俯下身去，往杯里倒上茶水，呷上一口，其实她一直让Ｋ偷偷捏住她的手。

一片寂静。

律师在啜茶，Ｋ捏着莱妮的手，有时莱妮也壮起胆子摸摸他的头发。

“你还站在这儿呀？”

律师喝完茶后会问她。

“我得把茶盘端走啊，”

莱妮会这样回答；接着，Ｋ最后捏一下莱妮的手，律师则揩揩嘴巴，以新的精力重新开始向Ｋ发表宏论。

律师是想安慰Ｋ呢，还是想让Ｋ绝望？Ｋ说不上来，但他不久便断定，自己找错了辩护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律师说的当然有可能完全符合事实，尽管他想夸大自己的重要性的企图十分明显；他很可能从未过问过一件在他看来像Ｋ的案子这么重要的案件。

然而他喋喋不休地吹嘘自己和法官们的私人交情，这种做法实在令人起疑。

谁能肯定，他利用这些关系仅仅是为了Ｋ的利益呢？律师从来不会忘记说，这些法官级别甚低，也就是说，他们听命于他人；各种案件中的某些转折很可能会对他们的晋升起着甚为重要的作用。

他们有可能利用律师，使案子发生这类必然对被告不利的转折吗？或许他们并非一贯这么做，这不可能；有时他们可能会让律师略占上风，作为赏给他的劳务报酬，因为维护律师的声誉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但如果事情真的如此，他们到底想到Ｋ的案子归入哪一类呢？律师坚持认为，这个案子很棘手，因此也很重要，法院也从一开始就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用不着多怀疑他们会做些什么，一条线索已经有了：第一份抗辩书还没有交上去，虽然案子已经拖延好几个月了。

据律师说，诉讼过程仍然处于开始阶段，这些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目的是哄哄被告，使他处于被动地位，以便最后用突然作出的判决来制服他；或者起码对他说，预审已结束，结果对他不利，本案已转交上级机构审理。

Ｋ亲自干预是绝对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