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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老五愈加得意，“告诉你们，刚才饭馆里那个服务员，格老子我吃了几次饭就把她搞定，你娃娃懂得起，搞定！”

最后终于忍耐不住得意之情，自己狂笑起来。

中午范老五没有食言，给我们一人一份红烧肉，我们就着红烧肉干了两大碗米饭，感觉日子终于有了盼头。

小鲁的露天“歌厅”

由于处于竞争劣势且天气转冷，生意一天不如一天，这几天干脆就不见了人。

我俩晚上睡在床垫上，饶是不脱衣服半夜已经冻得睡不着，后来从隔壁一家招待所趁人不注意，偷了两床晾晒的网套，才算是解决了这一问题。

这样算来，我们已经在这个工地上干了二十天了。

这二十天范老六对我们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给我们安排的都是诸如收拾杂物，盘点库房等轻活，这让我俩诧异又高兴。

进入11月，工地工人们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工地的工人队伍来自五湖四海，干砌砖抹灰的是江苏队，钢筋混凝土是四川队。

两个队伍各有各的片区，食堂独立，平时井水不犯河水。

可是快到年终，随着工地工程逐渐完工，结账期快到了，不断有人要求预借工资遭拒，各种流言就在工地上流传。

有的说借钱只借给四川人，不给江苏人借；有的说工地上资金早就断了，大老板都跑了；还有的说钱被范老六打牌输完了，总之没有好消息。

流言终于在11月的一天变成现实。

一辆法院的警车在众目睽睽之下拷走了范老六，并且把他的办公室贴上了封条，整个工地瞬间炸开了锅。

供应钢材的拉走了工地剩余的钢材，连成品的钢筋箍子也不放过；供应玻璃的把整箱的玻璃抬走；其他供应红砖、门窗的供应商闻讯都跑到工地上，互相探询着消息，小老板们苦着脸，不停唉声叹气。

晚上我和梁和景正盖着网套犯愁，小鲁悄没生息地摸了进来。

他告诉我们，工地确实遇到了麻烦，大老板正在想办法，范老六在外边欠的钱太多，估计一时半会出不来。

小鲁给了我和梁和景一人一百元钱，说人是他找来的，不能亏待我们，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小鲁最后对我说，你让我帮你打听你二叔的事我问了很多人，但是都不知道，那个传呼有人回了，但是听声音是个姑娘，一听问段育才，就把电话挂了。

我的心里顿时瓦凉瓦凉的。

第二天整个工地一片狼藉。

江苏施工队队长的是一个南方人中少见的大个子，黑着脸，指挥工人们打包行李，将自己负责的工区门窗全部用木板，钢架杆封闭，显得忙乱而又有秩序，很有经验，显然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

四川施工队的区域就热闹了，范老六被抓，范老五瞬间也消失了，整个队伍乱成一锅粥。

几个班长苦着脸，被工人围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

有的工人主张去政府一起去讨说法，有的主张到法院门口静坐，有的想到大老板的公司去打横幅，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我和梁和景呆坐在工地的搅拌机前，我们不属于任何一方，也不知道该找谁，脚下是昨天晚上小鲁偷偷让我们埋的一台电焊机，说是事情平息后卖了给我们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