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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景敞视主义（第18页）

、从它们过去在其中进行运作的封闭堡垒脱颖而出、“自由”

流通的倾向。

沉重严密的纪律被分解，变成可转换、可调节的、灵活的控制方法。

有时，封闭机构给自身内部的特定功能增添一种对外监视作用，在自身周围形成一个边缘控制地带。

譬如，公教学校应该不仅仅培养驯顺的儿童，而且应该能够监督家长，获得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来源、宗教态度和道德状况的信息。

学校能够成为小型社会观察站，甚至能深入到成人中间，对他们进行定期监督。

在德米亚看来，学生表现不好或旷课，是学校走访邻居的正当借口，尤其是在有理由认为家长可能不说实话的时候。

学校也可以走访家长，了解他们是否知道教义问答和祈祷文，他们是否有决心根除子女的缺点，房间里有多少张床，如何安排睡觉，走访结束时可发放些救济金，或送一幅宗教画，或提供必要的床（一40）。

同样，医院也愈益被视为对医院外居民进行医学观察的据点。

在1772年主宫焚毁后，有些人提出，这些庞大、杂乱的建筑应该被一系列较小的医院所取代。

后者的功能不仅是接待该区的病人，还应包括收集信息，注意各种地方病或传染病现象，开设门诊部和施药所，给当地居民提出忠告，使当局及时了解当地卫生状况。

人们还看到，规训方法的传播并不是以封闭机构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观察中心在整个社会的散布。

宗教团体和慈善组织长期以来就起着“规训”

居民的作用。

从反宗教改革运动”

到七月王朝的慈善事业，这方面的建议层出不穷。

它们的目的或是宗教方面的（进行宗教和道德宣传），或是经济方面的（济危扶贫和鼓励劳动），或是政治方面的（压制不满和骚乱）。

这里只须用巴黎各教区慈善协会的条例作为例子。

按照条例，各协会管辖的地界应分成区和更小单位，协会成员也照此分工。

他们应定期巡视各自负责的区域。

“他们应努力消除声名狼藉的场所，烟草商店，人体教学课堂——，赌场，公开的伤风败俗现象，亵渎神明的言行以及其它任何被他们获悉的不端言行。”

他们还应对穷人进行个别探访。

条例中规定了所需了解的情况：居住是否稳定，对祈祷有多少认识，是否参加圣礼，是否掌握一门手艺，道德状况如何（以及“他们是否因自己的过错而陷于贫困”

）。

最后，“他们应该通过巧妙的提问了解他们在家里的表现；是否与邻居和睦共处，是否精心地培养子女对上帝的畏惧，……是否让不同性别的大龄子女分开睡觉，是否允许家中尤其在大龄女儿中有放荡或勾引男人现象。

如果对他们是否正式结婚有怀疑，就应要求他们出示结婚证明。”

K〕

3．对规训机制的国家控制在英国，长期以来由私人团体行使社会规训的职能（见一214）。

在法国，虽然这种职能的一部分依然属于教区协会或慈善协会，但另外的而且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则由警察机关接管了。

一支集中的警察组织长期以来，甚至在当代人眼中，都被视为王权专制主义的最直接体现。

君主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司法官员，他能向他们交代自己的命令、委托或意图，后者则执行命令和国王私人密令”

（第一任治安大臣杜瓦尔｛Duva］的信笺，转引自，I）。

实际上，治安长官与在巴黎的治安大臣在接过某些原有的职能——搜捕罪犯，城区监视，经济和政治监督——时，把它们转移到一个单一的、严格的行政机器中：“来自四周的各种力量和信息，最终集中于治安大臣。

……是他转动所有的轮子一起来产生秩序与和谐。

他的管理效果可以与天体运动相媲美”

（，）。

然而，虽然警察作为一种制度确实是按照一种国家机构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虽然它确实是与政治统治权的中枢直接相联，但它所运用的权力，它所操作的机制，它的对象都是特定的。

这种机构必须与整个社会机体有共同的范围。

这不仅仅是在时空的边界极限方面，而且在它所关注的细枝末节方面。

治安权力必须“遍及一切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