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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第15页）

。

另一方面，度量惩罚权力的效果，这一从内部产生的需求，规定了对一切现实的或潜在的罪犯进行干预的策略：设置防范领域，权衡利弊，传播表象和符号，规定判断和证据的领域，根据极其精细的变量调整刑罚。

所有这些也导致一种罪犯和罪行的对象化。

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支撑着惩罚活动的权力关系开始增加了一种对应的客体关系（），在后者中犯罪成为依据一般规范确立的事实，罪犯则是依据特殊标准才能辨认的个人。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客体关系并不是从外部附加给惩罚实践的，不是情感的极限对公开处决的残暴所施加的禁烟，也不是对“受惩罚的人究竟是什么”

所做的理性的或“科学”

的质疑。

这种对象化过程起源于有关权力及其使用安排的策略本身。

然而，在刑法改革设想中出现的这两种对象化进程，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效果方面都迥然有异。

被置于法律之外的作为自然人的罪犯还仅仅是一种潜在因素，一种正在消逝的痕迹，其中包含着各种政治批判的观念和各种想像的形象。

人们还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会看到“犯罪人”

（）成为知识领域中的一个明确对象。

反之，另一种对象化进程则具有更快、更明确的效果，因为它与惩罚权力的重组——如制定法典、确定违法行为、确定刑罚尺度，制定程序规则，确定司法官的职能——有着更直接的联系。

而且还因为它使用了“启蒙思想家”

已经建构的话语。

这种话语实际上借助关于利益、表象和符号的理论，借助该理论所重构的序列和发生过程，为统治权力的行使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处方：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

（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一个原则，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得多。

“启蒙思想家”

的思想不仅仅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理论，而且形成了一种关于精密、有效和经济的权力的技术学，与那种君主权力的奢侈使用形成对照。

让我们再次听听塞尔万所表达的思想：犯罪观念和惩罚观念必须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前后相继，紧密相连。

……当你在你的公民头脑中建立起这种观念锁链时，你就能够自豪地指导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

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

正是在这种稳健的理智基点上，他紧紧地把握着锁链的终端。

这种联系是更牢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

绝望和时间能够销蚀钢铁的镣铐，但却无力破坏思想的习惯性结合，而只能使之变得更紧密。

最坚固的帝国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大脑的软纤维组织上”

（）。

这种惩罚的符号一技术，这种“意识形态权力”

至少将会部分地被搁置，被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所取代，肉体将再次以新的形式成为主要角色。

而且，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将会允许在18世纪崭露头角的两种背道而驰的对象化路线并行不停地存在：它将“从另一角度”

，即用自然本性来反对自然本性的角度，排斥罪犯；它将力求用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经济学来控制犯罪。

对新的惩罚艺术扫视一眼，便可以洞察到惩罚的符号一技术如何被一种新的肉体政治学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