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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第10页）

这是指最重大的、破坏所有最受尊重的法律的罪行。

这种罪行以极其隐秘的方式产生于极其特殊的环境，几乎肆无忌惮，而且还到了几乎不可想像的地步，因此它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是最极端的。

任何人都不能仿效它、以它为榜样，甚至不会想到会有这种罪行。

它注定要销声匿迹。

这种关于“最极端罪行”

的寓言（7）对于新的刑罚来说就是那种相对于旧刑罚的原罪，是体现惩罚的理由的纯粹形式。

这种罪行是否应该受到惩罚？根据何种方式计算给予惩罚？对它的惩罚在惩罚经济学中有什么价值？这种惩罚只有在能够修复“社会受到的伤害”

时才是有价值的（，刀）。

如果我们抛开严格意义上的物质损失，——这种物质损失甚至在凶杀案这种无法弥补的情况下对于整个社会也是无足轻重的，那么犯罪对社会共同体的伤害便是它造成了社会共同体的混乱。

它造成了丑闻，提供了榜样，如果不受到惩罚就会使人们重犯，并可能扩散开。

惩罚若是有效的，就必须以罪行的后果为其对象，即针对由犯罪所引起的一系列混乱：“刑罚与犯罪性质的对应程度是由破坏契约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影响决定的”

（’）。

但是犯罪的影响不一定与其恐怖程度成正比。

一种使人感到恐怖的罪行所造成的恶果常常比一种被大家所容忍并准备仿效的违法行为还少。

重大犯罪是罕见的，而危险在于日常的违法活动可能会成倍增加。

因此，人们不应寻求犯罪与惩罚之间的定性关系或恐怖之间的等式：“一个坏蛋在受刑时的嚎叫能够从不可倒转的过去中收回他所做过的事情吗？”

（）人们不应从罪行的角度，而应从防止其重演的角度，来计算一种刑罚。

人们需要考虑的不是过去的罪行，而是未来的混乱。

人们所要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使作恶者不可能再有重犯自己罪行的愿望，而且也不再有仿效者。

（8）因此，惩罚应该是一种制造效果的艺术。

人们不应用大量的刑罚来对付大量的犯罪，而应该按照犯罪的效果和刑罚的效果来使这两个系列相互对应。

没有任何后继者的犯罪是无须惩罚的。

同样，根据这个寓言的另一种说法，一个濒临瓦解和灭亡的社会有权设立绞刑架。

这临终的罪行必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这是一种陈旧的观点。

惩罚的惩戒功能在18世纪改革前早已存在。

惩罚是为了未来，惩罚至少有一种防上犯罪的功能，这些说法在多少世纪里一直是对惩罚权力的一种流行的辩护。

但是区别在于，过去人们指望着惩罚及其展示（再加上由此产生的无节制）产生预防的效果，而现在预防则大有成为惩罚经济学的原则及惩罚的恰当比例的尺度之势。

在进行惩罚时应该使其正好足以防止罪行重演。

因此，惩戒的机制发生了变化。

在使用公开酷刑和处决的刑罚中，惩戒是对犯罪的回答。

它通过一种二位一体的现象，既展示了罪行，同时又展示了制服罪行的君主权力。

在依自身的效果量刑的刑罚中，惩戒必须归因于犯罪，但却是用最谨慎的方式和最大的节制方式来表示权力的干预。

理想的结果应该是能够防止这二者中的任何一者的再出现。

惩戒不再是一种展示的仪式，而是一种表示障碍的符号。

这种惩罚符号的技术倾向于颠覆整个现世性的刑事活动领域。

改革者认为，他们通过这种惩罚符号的技术而赋予惩罚权力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能够把一切行为编成符码，从而控制整个弥散的非法活动领域。

人们试图用以装备惩罚权力的符号技术有下列五六个主要原则。

1．最少原则。

犯罪是为了获取某些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