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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第11页）

19世纪初，民众非法活动有三种扩散形式（数量的扩展除外，因为这是有争议的、难以统计的）：它们进入一般的政治视野；它们明显地与社会斗争结合；不同形式和层次的违法行为相互沟通。

这些过程也许还没有达到最充分的发展程度。

它们在19世纪初确实没有发展成兼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大规模非法运动。

但是，尽管它们才崭露头角，并且还很分散，它们已十分引人注目，加强了对待民众的“大恐惧”

——即把民众整体视为犯罪和叛乱因素，成为关于一个野蛮、无道德和无法无天的阶级的神话的根据——那种神话从拿破仑帝国到七月王朝一直素绕着立法者、慈善家和深入工人阶级生活的调查者的话语。

这些过程可以从一系列断言中揭示出来。

这些断言是在18世纪的刑法理论中根本看不到的，如犯罪并非是由利益或情欲铭写在所有人心中的一种潜在可能性，它几乎完全是某个社会阶级的所作所为；罪犯原来是在各社会阶级中都可以见到的，现在“几乎完全出自社会秩序的底层”

（）；“十分之九的凶手、窃贼和懒惰者出自我们所谓的社会底层”

（）；不是犯罪使人与社会疏离，相反，犯罪的产生是由于犯罪者是社会中的异己者，他属于塔尔热（）所说的“劣等人种”

，属于“因困苦而堕落、恶习难改的阶级”

（）；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以为法律是代表一切人的，是为一切入而制定的，那就太虚伪或过于天真了；相反，应该明智地承认，法律是为少数人制定的，是用于对其他人施加压力的，原则上它适用于所有的公民，但它主要是针对人数最多而又最不开化的阶级；与政治性法律和民法不同，刑法的应用并不平等地对待每个人（，I，32）；在法庭上并不是社会整体来审判某一个社会成员，而是一个关心秩序的社会阶层审判另一个致力于动乱的社会阶层：“让我们巡视一下审判、监禁或行刑的场所。

……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件令你触目惊心的事情。

无论在哪里，你都会看到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一个总是坐在原告和法官的席位上，另一个总是坐在被告的长凳上”

，其原因被解释为，后者缺乏生计和教养，不知道“如何维持住合法的正直人格”

（，82）；因此，被认为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语言在这方面是不够用的；若想确实有效的话，它必须是一个阶级说给另一个阶级的话语，因为这两个阶级既没有共同的观念，甚至也没有共同的词句：“我们怎么能用我们的语言使那些人了解我们的意思呢？我们的语言矫揉造作，傲慢无礼，充满了繁文缛节。

而那些人从来只听到过集市上、酒馆中的粗野、贫乏、不规范但却生动、直率、形象的方言土语。

…如果我们要制定能够有效地影响那些缺乏教养、难以抵御犯罪诱惑的人的法律，我们应该使用什么语言、什么方法呢？”

（，l，33）。

法律和司法都毫不犹豫地宣布它们必须具有阶级倾向。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监狱表面上“失败了”

，但实际上没有偏离它的目标。

相反，它能达到目标，因为它促成了各种非法活动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兴起，它能够把这种形式分离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后者组成一种相对封闭的但又能被渗透的环境。

监狱有助于确立一种公开的非法状态。

这种状态在某种层次上是不可简约的，具有秘密的使用价值。

它既固执，又驯顺。

监狱能分离、勾画和产生一种非法活动形式，后者似乎象征性地概括了其它各种非法活动，但这就使得有可能把那些人们想要或必须宽容的非法活动掩盖起来。

这种形式严格地说就是过失犯罪。

人们不应把过失犯罪视为最强烈、最有害的非法活动，认为由于它所体现的危害，刑罚机构必须竭力通过监禁来消除它。

相反，它是刑罚（和刑事拘留）的一个效应。

它使得人们有可能区分、安排和监督各种非法活动。

毫无疑问，过失犯罪是一种非法活动形式。

它也确实植根于非法活动。

但是它是“监狱体制”

及其网络所确定、分割、离析、渗透、组织、封闭在一个确定的环境中的非法活动；它被“监狱体制”

当做一个对付其他非法活动的工具。

总之，虽然在司法b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是对立的，但在战略上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是对立的。

对于监狱没有消灭犯罪这一观察结论，人们或许应该用下述假设来取而代之，即监狱极其成功地制造出过失犯罪这种特殊的、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危害较小的、有时可以利用的非法活动形式，在一种表面上属于边缘、实际上受到中心监督的环境中制造出过失犯这种病态对象。

在围绕着法律与非法活动进行的斗争中，监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确定了一种“过失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