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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第12页）

我们已经看到，监狱体制是如何用“过失犯”

取代罪犯，而且还给司法实践覆盖了一个完整的潜在知识领域。

现在这种把过失犯罪构造成一种知识对象的过程包含着能够分解非法活动、从中分离出过失犯罪的政治运作。

监狱就是这两种机制的结合物。

它能使这二者不断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揭示出犯罪行为背后的过失性质，在各种非法活动的运动中确定过失犯罪。

监狱是十分成功的，因此在一个半世纪的“失败”

之后它依然存在，并产生着同样的结果，因而人们极不愿意废除它。

拘留的刑罚似乎制造了一种封闭的、孤立的和有用的非法活动，它本身无疑也因此得以长存。

过失犯罪的循环似乎并非是监狱在进行惩罚时未能成功地进行改造工作的副产品。

毋宁说它是一种刑罚的直接后果。

这种刑罚为了控制非法活动似乎要用某种“惩罚一再生产”

机制来确立某种非法活动，监禁则是其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然而，监狱本来是用于制止过失犯罪的，那么为什么需要让监狱来参与制造一种过失犯罪呢？

过失犯罪构成了某种类似封闭的非法活动的东西。

确立某种过失犯罪实际上有一系列的好处。

首先，能够（通过给人定位、渗透进这个群体、组织相互间的告密）监督它。

一种能随时监视的较小的封闭群体取代了那种混饨密集的民众群体（他们偶尔从事非法活动，而这些非法活动总是有可能扩散）或那些松散的流民团伙（他们在流动中扩大，从失业者、乞丐、各种“坏人”

中得到补充；这些人占的比例有时很高，如在18世纪末，形成了可怕的抢劫和暴动力量）。

其次，能够把这种自我吸收的过失犯罪转化为危害较小的非法活动。

过失犯的存在是靠着当局对社会边缘进行控制的压力维持的，他们在生存线上挣扎，缺乏与能够维持生存的居民的联系（相反的情况，如走私者或某些强盗——见），因此必然沦入某种局部性犯罪，而这种犯罪不足以唤起民众的支持，在政治上危害不大，在经济上微不足道。

这样一种被集中的、受到监督的和被解除武装的非法活动就可以被直接利用了。

它可以被用来对付其它非法活动。

它脱离它们，转向自己的内在结构，致力于一种往往使贫困阶级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的暴力犯罪，陷于警方的天罗地网，面临长期徒刑，然后则是一种不断“专一化”

的生活——过失犯罪。

这个异化的、危险的而且往往敌对的世界排挤了日常非法活动则小偷小摸、轻微的暴力行为、日常的违法行为），至少是使之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

它阻止了它们向更宽广、更明显的方面发展。

这种情况就好像是，过去曾期望断头台场面所产生的做戒效果，现在不是力求从严峻的惩罚手段中，而是从过失犯罪本身有形的、带烙印的存在中获得：在使自身区别于其它民众非法活动时，过失犯罪也就使它们受到遏制。

但是，过失犯罪还有其它的直接用途。

人们会想到殖民的例子。

但这不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尽管在复辟时期，众议院或主教会议曾几次要求放逐罪犯，但这实际上是为了减轻整个拘留机构的财政负担。

尽管在七月王朝时期制定了一些将过失犯、目无纪律的士兵、妓女和孤儿送往阿尔及利亚的方案，但是1854年的法令正式地把那个殖民地排除在海外流放殖民地之外。

尽管规定了犯人服刑结束后再以同样的年限留在服刑的殖民地（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在那里度过余生），但是实际上流放到圭亚那（）和后来的新喀里多尼亚（）并没有真正的经济意义。

（14实际上，过失犯罪作为一种既孤立又可操纵的处境，对它的利用首先出现在合法状态的边缘。

也就是说，在19世纪也确立了一种更低级的非法状态。

这种非法状态作为过失犯罪的结构及其所暗含的全面监视，提供了一个实现驯顺状态的保证。

过失犯罪这个被控制的非法状态是统治集团非法活动的一个工具。

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的就是19世纪娼妓网的建立｛1sj：警方一再地对妓女进行健康检查，妓女周期性地被捕入狱，大规模地组建妓院（），色情业中实行严格的等级体制，卖淫还受到有前科的告密者的控制，所有这些都使得有可能通过一系列中介从一种淫乐中开发或发现巨大的利润。

因为呼声日益高涨的日常道德教化迫使这种淫乐转为半秘密状态，因此也使之变得昂贵。

在确定淫乐价格、从被压抑的性活动中创造利润和收集这种利润时，过失犯群体是与自私的清教要求处于一种共谋关系中，是一种操纵非法活动的不正当的财务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