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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第13页）

（16’非法武器交易，禁酒国家中的非法出售烈酒，以及最近的毒品交易，都显示了这种“有用的过失犯罪”

的相似功用：一项法律禁令就能在自身周围创造出一个人们设法加以监督的非法活动领域；人们同时通过一些非法分子从中获取一种不正当的利润。

这些非法分子能够通过在过失犯罪中的组合而受到操纵。

这种组合是管理和利用非法活动的一个手段。

它也是权力运作周围的非法活动的一个工具。

在政治上把过失犯当作情报员（告密者）和进行蛊惑的内好的做法早在19世纪之前就存在。

门7j但是，在大革命之后，这种方法用于完全不同的方面：打入政党或工人协会，雇用暴徒来对付罢工和暴动，组织一批准警察——与警方直接合作，必要时可以转变为一支与警察相似的军队。

这一整套超越法律的权力运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过失犯所组成的后备劳动大军加以保障的。

后者是国家可以支配的一支秘密警察力量和备用军队。

似乎可以说，在法国，这种活动在1848年革命与路易-拿破仑篡权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Marx，《路易-波克巴的雾月十八日》，63一65）。

因此，由以监狱为中心的刑罚制度所牢固确定的过失犯罪，是实现统治阶级不正当的利润与权力流通的一种非法状态的转移和调用。

如果没有警察监督方面的发展，有系统地安排一种孤立的，困于过失犯罪的非法活动是不可能的。

对于居民的普遍监视，“无声的、神秘的、不易察觉的防范，……政府正是这样无时无刻不睁着眼睛、不分轩轻地盯着所有的公民，但又不用任何强制手段来迫使他们就范。

……这是无须写入法律的”

（，）。

按照1810年法典的设想，应该对获释罪犯以及一切曾因受到严重指控而出庭受审的、可合法地视为威胁社会安宁的人进行监视。

但是也应该对被坐探视为危险的群体进行监视。

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是有前科的过失犯，因而受到警方监视：过失犯罪作为警方监视的一个目标也是警方特有的一个工具。

所有这些监视都是以一个等级体系组织为前提的。

这种组织既是官方的又是秘密的（在巴黎警察局，这基本上属于“安全部门”

，它除了有“公开人员”

——警官和警士外，还有“密探”

和告密者。

后两种人是因惧怕惩罚或要邀功领贵而工作的。

见，）。

它们还需要建立一个档案体系。

该体系的核心工作是寻找和确定罪犯，其中包括：与陪审法庭发出的逮捕令相配合的对罪犯的必要描述，纳入入狱登记册的一份描述、陪审法庭和即决法庭记录的副本（这些副本每月呈报司法部和警察总局），稍后在内务部建立的罪犯档案署（存有按字母索引的有关记录摘要），1833年前后开始实行的个人卡片或档案制度（这是仿照“博物学家、图书馆管理专家、商人和实业家”

的方法建立的。

它便于汇总新资料，同时便于汇总被调查者名下的一切有关资料——，92一93）——卡片索引的出现和人事科学的建立是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的另一发明。

过失犯罪及其导致的密探和普遍的治安控制，构成了一种对居民进行不间断监视的手段：它是一种有可能通过过失犯本身对全部社会领域进行监视的机制。

过失犯罪起着一种政治观察站的作用。

继警察之后，过了很长时间，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来利用它了。

但是，这种监视只有与监狱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由于监狱使对人的监视变得容易——这些人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由于它使雇用告密者的可能性扩大，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告发倍增，由于它使罪犯能够相互接触，这样它就促成了一个自我封闭但易于监视的过失犯群体的形成。

而且，获释犯人不能恢复正常生活的状态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失业、居住限制、规定住所、缓刑）都使得他们很容易执行所指派的任务。

监狱和警察构成了一个连体机制。

它们一起确保在整个非法活动领域区分、离析和利用过失犯罪。

在各种非法活动中，警察一监狱体制分割出一个可操纵的过失犯罪。

这种具有特异性的过失犯罪是这种体制的产物。

但是它也变成后者的一部分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