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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监狱（第7页）

，做出判决的权威渗透进其它所有从事监督、改造、矫正、改良工作的权威机构。

甚至可以说，除了过失犯的独一无二的“危险”

性质，除了他们偏离正常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仪式方面的必要严肃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上述权威机构区分开。

但是，就其功能而言，惩罚权力实质上与治疗权力或教育权力并无二致。

它从它们那里，从它们的较次要的任务中，获得来自下面的认可。

但这种认可并非不重要，因为这是对技术与合理性的认可。

正如“监狱”

使技术性规训权力“合法化”

，它也使合法的惩罚权力“自然化”

。

“监狱”

在二者同质化时，消除了其中一个的暴力性与另一个的专横性，减轻了二者都可能引起的反抗后果，从而使二者都不必有多余的目的，并且使同样精心计算的、机械的与谨慎的各种方法得以在二者之间流通。

在这种情况下，“监狱”

就使伟大的权力“经济”

得以贯彻——在18世纪有关人的积聚与有效管理的问题首次出现时，人们曾努力探索这种“经济”

的公式。

通过在社会各层面的运作，通过不断地将矫正艺术与惩罚权力混合，“监狱”

的普遍性使惩罚之变得自然与可接受的标准降低了。

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在大革命前后，惩罚权利是如何获得一种新基础的？无疑，答案应该在契约理论中寻找。

但是，更重要的或许是提出相反的问题：民众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够接受惩罚权力，更简单地说，民众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够容忍被惩罚？契约理论仅仅能够用下述虚构来回答这个问题，即合法成员赋予他人以权力，这种权力对他行使他本人所拥有的对他人的权利。

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

造成了规训l权力与法律权力之间的沟通，并且从最轻微的强制不间断地延展到时间最长的刑事拘留，从而建构了与那种胡诌的授权相反的具有直接物质性的技术现实。

4．由于有了这种新的权力经济，作为其基本手段的“监狱体系”

就能够促成一种新形式的“法律”

的出现：这是一种合法性与自然性、约定俗成与章程的混合，即规范（norm）。

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司法权力至少是它的功能运作出现内部错位；审判日益困难，似乎人们羞于做出判决；法官方面强烈地希望对正常与非正常进行判断、估量、诊断与辨认，声称有治疗与使人康复的能力。

从这一角度看，是否相信法官有良心，甚至无意识的良心，是无意义的。

他们“对医学的（无限）偏爱”

（这一点不断地表现出来——从对精神病专家的诉诸到对犯罪学的说法的关注）体现了这样一个重大现实，即他们所行使的权力已经“变质”

；它在某种层面上是受法律支配的，而在另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它是作为一种规范性权力运作的；正是他们行使的权力的机制，而不是他们的顾忌或人道主义的机制，使他们做出邮疗性”

判决，提出“使人康复”

的监禁期限。

但是，反之，即便法官愈益不情愿为判罪而判罪，审判活动也已经扩大到规范权力所扩展的程度。

这种审判完全是由于无所不在的规训机制而产生的，是以所有的“监狱机构”

为基础的。

它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功能之一。

对是否正常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

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一法官、医生一法官、教育家一法官、“社会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