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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断头台的场面（第17页）

与犯人的眼泪和呼喊一样，鼓励也只会引起对法律的冒犯。

菲尔丁略带遗憾地指出：“将死亡观念与耻辱观念结合，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容易。

……我要问目睹过一次处决或处决前的游行的人，请他告诉我，当他看到一个可怜的人被缚在车上，处于生死边缘，因即将降临的命运而面色惨白、浑身战栗时，他可曾产生耻辱的观念？如果犯人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无赖，那么他在此刻的光荣，很少会使观看者产生这种情绪”

（）。

对于在场观看的民众来说，即使君主采取最极端的报复，也总是有一种为犯人报仇的借口。

当民众认为判决不公时，或者当人们看到平民因有点理由的犯罪而被处死，而出身高贵或富有者犯同样的罪行则可能受到较轻的刑罚时，尤其会产生上述情况。

在18世纪或稍晚些，某些刑事司法实践似乎已不再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

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处决犯人很容易导致社会骚动。

有一名司法长官注意到（年，247），因为最穷苦人的声音不能在法庭上表达，因此在公开显示法律、将穷人召来做为目击者和法律的助手的地方，穷人会强行干预：凭借暴力介入惩罚机制并重新安排其效应，”

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接纳惩罚仪式的暴力。

当时出现了反对刑罚中的社会阶级差别的骚动。

1781年，尚普雷（）的教区神父被该地庄园主杀死。

当局试图宣布凶手精神失常。

“农民对这位神父极其拥戴，因此群情激奋，开始似乎打算对老爷下毒手并焚烧城堡。

……人人表示抗议，反对大臣剥夺司法机关对这种十恶不赦的罪行行使惩罚手段，宽有凶手”

。

有的骚动是反对对某些常见的违法行为（如侵入民宅）做出过重的判决，或反对对某些因社会所迫而犯的罪行（如偷窃）所使用的惩罚方式。

对这类犯罪使用的死刑引起很大的不满，因为在一个家庭中有许多仆人，在发生这类事情时，他们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他们很容易成为主人泄愤的牺牲品，因为某些主人纵容这种行为，这就使被指控、定罪和送上绞刑架的仆人受到更不公正的待遇。

处决这类仆人时往往招致抗议（见，；；年在巴黎发生一次小骚乱，起因于对一个偷窃主人一块布料的女仆的同情。

尽管这个女仆认了罪，归还了布料并请求宽恕，但主人拒绝撤回自己的起诉。

在处决那天，当地民众阻止绞刑，洗劫这个商人的店铺。

结果，女仆获得赦免，但有～个用针扎那个恶毒主人而未遂的女人被流放三年（）。

人们都记得18世纪的一些重大案件，当时开明的思想通过“哲学家”

和某些司法长官对这些案件进行干预，如卡拉（）案件，希尔万（）案件和拉巴尔骑土（e）案件。

但是人们很少注意惩罚实践所引起的民众骚乱。

诚然，它们很少超出一个城镇甚至一个区的范围。

但是它们具有很实际的重要意义。

有时这些起源于底层的运动波及到上层或吸引了较高地位的人的注意，后者利用它们，赋予它们新的因素（如在大革命前夕，1785年，被错判犯件逆罪的卡特琳-埃斯皮纳（］的案件，1786年迪帕蒂［在著名的回忆录中记载的肖蒙［〕3名被判轮刑的犯人的案件，1782年卢昂法院以放毒罪判处火刑的玛丽-弗朗索瓦斯-萨尔蒙［］的案件——但该犯直到1786年尚未处决）。

更常见的是，这些骚动针对着本应成为一种做戒的刑事司法及其表现，形成一种持久的动乱。

为了保证刑场的秩序，不是常常要采取“令民众痛苦”

，“令当局难堪”

的步骤吗？（，241）很显然，惩罚大展示是冒着被民众拒斥的风险的。

事实上，公开处决的恐怖造成许多非法活动的中心。

在处决日，工作停顿，酒馆爆满，当局受到谩骂，刽子手、警卫和士兵受到侮辱和石块的袭击。

出现各种抢劫犯人的企图，有的是要救他，有的则是为了更确实地杀死他。

斗殴时有发生，刑场的好奇围观者是小偷最好的目标（哈第〔〕列举了诸如治安长官家中被盗的重大案件。

——IV，56）。

最重要的，也是这些不利之处为何具有政治危险性的原因是，民众在展示罪恶的恐怖和无敌的权力的仪式中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那些受到刑罚的人，而且与那些人一样，民众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受到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的威胁。

整整一批居民经常表现出与我们可称之为轻微犯法者——流浪汉、奸猾的乞丐、二流子、小偷、窝赃入和赃物交易人——的团结一致：抗拒警察的搜索，制裁告密者，袭击能够提供有关证据的监视者（见～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