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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断头台的场面（第18页）

因此，打破这种团结便成为当局运用司法和治安镇压手段的目的之一。

但是，通过公开处决的仪式，通过那种在瞬间便出现暴力方向逆转的不确定的节日，这种团结比君主权力更容易获得新的、更大的力量。

18和19世纪的改革者不会忘记，实际上，作为最后手段的公开处决并不能吓倒民众。

他们发出的最初呐喊之一就是要求废除这种手段。

为了阐明由民众干预公开处决所造成的政治问题，我们仅需要举出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17世纪末发生在阿维农的事例。

这次处决包含着恐怖戏剧的所有基本要素：刽子手与犯人之间的体力较量，决斗的形势逆转，民众追打别子手，继之而起的暴动和刑罚机制的急通变化拯救了犯人。

被判处绞刑的凶手名叫彼埃尔-迪-福尔（）。

他的腿行动不便，在“上台阶时几次绊倒”

。

“看到这种情况，刽子手便用自己的短上衣蒙住他的脸，刺他的小腿、下腹和前胸。

当民众看到刽子手给犯人造成了过度的痛苦，甚至认为刽子手要用刺刀来杀死犯人时，……对受刑者的同情和对刽子手的愤慨便油然而生。

当刽子手撤掉两个梯子，把受刑者摔倒，压着他的胳膊踢他时，当这个刽子手的妻子在绞刑架下拉犯人的脚时，犯人嘴里流出鲜血，民众纷纷向行刑台掷石块。

石块如雨点般飞来，愈来愈密集。

甚至有一块砸到被吊起的犯人的头部。

刽子手急忙跑向梯子。

他下梯子时太匆忙，结果从梯子上跌下来，梯子倒下，砸到他的头部。

当一伙人围打他时，他站起来，手持刺刀，威胁说，谁敢靠近他，他就杀死谁。

他又跌倒了几次，终于站起来，他只能听任殴打，在泥地里翻滚，差点被人淹死在小河里。

后来他被激愤的人群拖到大学和科德利埃公墓。

他的仆人也遭到毒打，遍体鳞伤，送到医院几天后就死了。

与此同时，有些姓名不详的人爬上梯子，砍断绳索，而另一些人则从下面抱住被吊起的犯人。

犯人吊在那里的时间已经比念完《上帝传我》还要长了。

然后，人群捣毁了绞刑架和刽子手用的梯子。

……孩子们把拆散的绞刑架抬走，抛进罗纳河。”

犯人被送到一个公墓，“为的是使他不再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将他从那里送到圣安东尼教堂”

。

主教宣布赦免他的罪，并让人把他送进医院，要求医院给予他特殊护理。

最后，记述者说“我们给他做了一套新衣，两双袜子和两双鞋。

我们给他从头到脚换了一身新装。

我们的同伙还送给他衬衫、裤子和一套假发”

（这类情况在19世纪仍时有发生，见，）。

第二个事例发生在一个世纪后的巴黎，准确地说，是在粮食暴动后不久的1775年。

由于民众的气氛非常紧张，当局唯恐处决犯人时受到干扰。

在行刑台与民众之间，站立着两排负责警卫的士兵，使二者保持较大的距离。

一排士兵面向即将开始的处决场面，另一排面对民众，以防暴动。

民众与处决的直接联系打破了，虽然这是一次公开处决，但是其中展示的因素被消除了，更确切地说，被简化成抽象的恫吓。

司法正义是在武力保护下，在一个空旷的场地上悄悄地完成其工作。

如果说它展示了它所带来的死亡，那么这是在又高又远的地方发生的：“为了发挥做戒作用，两个绞刑架都有18英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