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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断头台的场面（第19页）

这两个绞刑架直到午后三点钟才架设好。

从两点开始，格列夫广场和四周的街道都被一队队步兵或骑兵占据。

瑞士人和法国人卫兵在毗邻的街道持续巡逻。

在处决时，任何人都不得进入格列夫广场。

人们所能看到的是两排刺刀出鞘的士兵，他们背对背站着，一排面向外面，另一排面向广场。

两个犯人……～路上呼喊他们无罪，在登上梯子时也不断发出抗议的呼喊”

（）。

在废弃公开处决的仪式这一问题，无论人们对犯人的恻隐之心起了何种作用，国家权力对这些多义性仪式效果的政治职忧，无疑也是一个因素。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在“绞刑架前的演讲”

中表现得更鲜明。

处决仪式在安排上想使犯人宣布自己有罪，其方式是大呼“公开悔罪”

，展示一块牌子以及被迫发表声明。

此外，在处决之时，他似乎再次有机会说话，但不是宣称自己无辜，而是承认自己的罪行和判决的公正。

在编年史上大量地记述这类言辞。

但是，它们是真的吗？有些肯定是真的。

难道它们不是虚构的，事后为了笑世而传播的吗？无疑，更多的属于这种情况。

譬如，关于马里昂-勒高夫（）之死的记载有多少可信度呢？勒高夫是18世纪中期布列塔尼一个著名的强盗头。

据说她在行刑台上大喊：“做父亲的和做母亲的人们，你们听我讲，注意你们的孩子，好好教育他们。

我从小就爱撒谎，专做坏书。

我是从偷一把六分钱的小刀开始变坏的，……后来我就抢劫小贩和牲畜贩，最后我成为一个强盗头。

因此我落到这个下场。

把这些都讲给你们的孩子听，让他们以我为戒。”

（）。

这种讲演甚至在语调上都近似于传统警世小册子宣传的道德。

但是“犯人遗言”

的存在本身就意味深长。

法律要求它的牺牲者在某种意义上证明其受到的酷刑的正当性。

罪犯应该通过宣布自己罪行的邪恶来向惩罚自我献祭。

他必须像三个凶杀案的罪犯让一多米尼克-朗格拉德（de）那样宣称：“请大家听一听我在阿维农城犯下的可怕、可耻、可悲的罪行。

阿维农城的人们提到我就感到厌恶，因为我毫无人性地亵渎了神圣的友爱风俗”

（）。

在某种意义上，传单和死者遗言是这种仪式的余绪。

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追随一种机制，即公开处决能够将审讯程序中秘密获得的书面案情转移到罪犯的肉体、姿态和言论上的那种机制。

司法正义需要这些轶闻传说，使自己具有真理的依据。

因此，司法判决就被这些死后“证据”

笼罩着。

有时，在审＄1）之前，也有些关于犯罪案情和罪犯劣迹的记述报道作为宣传品刊行，目的在于对人们怀疑过干宽容的法庭施加压力。

为了打击走私，“农场协会”

（）发布“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