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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女子禁考别想科举逆袭（第4页）

。

到了明清时代，随着理学兴起，朱熹体系中的“三纲五常”

“女四书”

牢牢将女性角色钉死在家庭与后院。

《女诫》《内则》《列女传》等妇训读物广为流传，女子被教育“相夫教子”

、“贞静贤良”

。

一旦女子显才露面，往往被讽为“淫奔不节”

。

清代乾隆年间甚至设专门机构审查女性诗文是否“有悖妇道”

。

更严重的是，明清时期广泛设立“贞节牌坊”

，夸赞那些为夫守节、为父守孝的女子，而对于有事业心、有抱负的女性，则持压制、侮辱态度。

礼法压顶，才情也成枷锁。

在这样高度束缚的社会中，“女子考科举”

比登天还难。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女性社会流动主要依靠婚姻，而非考试。

所谓“女嫁良人旺三代”

，女子能否逆袭，大多取决于嫁的对象。

例如，清代江苏才女沈善宝，文采斐然，却只能寄人篱下，依附夫婿王士禛得以成名；而王夫之之妻谢氏、纪晓岚之女纪端芳，哪怕学识不俗，也只能“才为闺誉”

，绝无入仕之路。

无论是成为“名士之妻”

还是“文坛伴侣”

，女性“逆袭”

的路径都不靠考试，而靠婚配与家族联姻。

在制度性不平等的古代，这种格局根本无可撼动。

在小说里，女子可以靠智慧、勇气、变装、作弊闯进科举考场，一路披荆斩棘、高中状元、封侯拜相。

但历史并非童话。

从制度封锁、身份审核，到教育资源、社会舆论，再到礼教文化、性别秩序，女子与科举之间始终横着一堵厚厚的墙。

现实世界没有捷径，没有金手指。

历史的复杂与沉重，远比一场考试更值得书写。

倘若真想描绘女性逆袭，不妨从现实结构出发，从她们如何在缝隙中争得一席之地写起，而不是虚构一场从未存在过的“女科举”

幻梦。

毕竟，历史不会为爽文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