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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第12页）

规定罪行和刑罚的法律应该是绝对明确的，“从而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区分犯罪行为和正直行为”

（）。

这些法律应该公之于众，使每个人都能了解它们。

（社会）需要的不是口头传说和习俗，而是能够成为“社会契约的稳定碑文”

的成文法，能使所有人接触到的铅印文本：“只有刊印出来才能使公众全体而不是少数人成为神圣法典的看护者”

（）。

君主应该放弃他的赦免权，这样，惩罚观念的威力才不会被对君主干预的指望所削弱：“如果我们允许人们看到，犯罪会受到宽恕，而且不一定受到惩罚，那么我们就培养了他们那种指望不受惩罚的侥幸心理。

……法律应该是无情的，执法者应该是刚正不阿的。”

四）最重要的是，应使任何罪行都无法逃脱那些负有主持正义的职责的人的目光。

没有什么比那种指望网开一面的侥幸心理更能削弱法律机制。

如果刑罚受到某种使之失效的因素的影响，那么怎么可能在公众脑海中建立起犯罪与刑罚的紧密联系呢？当刑罚因不确定而不那么可怕时，不就有必要使人们更畏惧它的威力吗？这不是要模仿旧的制度，不是说“愈严厉，人们就会愈警觉。”

刚拍此产生了一种观念，即司法机构应增添一个与之合作的监视机构，这样就能防止犯罪和更容易拘捕到犯罪者。

公安和司法应该是同一程序的两个互补行动，公安保障“社会对每个人的行动”

，司法保障“个人反对社会的权利”

（，《议会档案》，）。

这样，任何犯罪都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受到十分确定的惩罚。

但是，还应做到的是，法律程序不应秘密进行，被告被定罪或宣告无罪的理由应公之于众，应使任何人都能认识到判刑的理由：“法官应高声说出他的意见，他应在判决时宣读给被告定罪的法律条文，……被神秘地隐藏在档案室里的程序应该向一切关心犯人命运的公民开放”

（）。

5．共同真理原则。

在这条似乎平凡的原则背后隐含着一个重大变化。

旧的司法证据制度，酷刑的使用、逼供、用以复制犯罪真相的公开处决、肉体和公开展示等，长期以来使刑罚实践脱离了一般的证明方式。

因为半证据就能产生半真理和半罪犯，逼供出来的证词被认为更加真实，法律上的推定就含有某种程度的惩罚。

这种证明方式与一般证明方式的差异，在惩罚权力为了自己的方便而需要造成铁证如山的气氛时，反而会造成冤案。

如果实际的惩罚并不完全根据犯罪件实而定，那么怎么可能牢牢地在人们的脑海中建立起犯罪观念与惩罚观念的联系呢？用充分的证据并依照普遍适用的方式来确定罪行，便成为最重要的任务。

在确定罪行时必须遵照适用于一切真理的普遍标准。

在推理和提供证据方面，司法审判应该与一般判断是同一性质的。

因此就需要抛弃“司法证据”

，抛弃酷刑，确立完整的真理论证，消除嫌疑与惩罚之间的逐级对等关系。

与数学真理一样，犯罪事实只有得到完全证明才能被人接受。

因此，在罪行未被最终证明之前，被告应视为无罪。

在进行证明时，法官不应使用宗教仪式的方式，而应使用通用的方法，运用一切人包括哲学家和科学家皆有的理性：“在理论上，我将司法官看作是准备发现一项有趣真理的哲学家。

……他的睿智使他能够把握住一切情况和一切关系，能够恰如其分地进行归纳和分辨，从而做出明智的判断”

（）。

这种运用常人理性的调查应该抛开！

日的宗教审判模式，而采用更精妙的经验研究的模式（由科学和常识检验过的模式）。

法官应该像一个“行驶在暗礁区的舵手”

：“什么样的证据或线索可以被认为是充足的，对此不仅我而且任何人都不敢笼统地作出断言。

因为情况是千变万化的，而证据和线索应该从这些情况中得出，所以最明确的线索和证据必然是因时而异的”

（）。

因此，刑罚实践应该遵循共同的真理标准，或者说应遵循一种复杂的准则，在这种准则中，科学证明的多种因素，明确的感觉和常识被集中起来，形成法官的“根深蒂固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