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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案同时既成为一门知识的对象,又成为一种权力的支点。
个案不再是决疑法或法理学中的那种确定一种行为并能修改对某一准则的运用的一组证据。
它就是那个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有个性的人。
而且,它也是那个必须加以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等等的个人。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
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
一个人的编年史、生话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
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
描述不再是供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
而且,这种新的描述是最鲜明的,因为规训结构是很严格的。
自18世纪起,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儿童、病人、疯人、囚徒都愈益容易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
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观化和征服。
如同国王的编年史或绿林好汉的传奇一样,精神病人或罪犯的经过仔细核对的生平也属于具有某种政治功能的书写内容,但是所使用的权力技巧截然不同。
由于检查是同时从仪式上和“科学”
上对个人差异的确定,是用每个人的特点来确定这个人(与典礼不同,典礼是用具有各种标志的场面展示地位、门第、特权和职务),检查就清晰地标示了一种新的权力运行方式的出现。
在这种方式中,每个人都获得自己的个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他通过这种身份与表现他和使他成为“个案”
的特征、计量、差距、“标志”
联系起来。
最后,检查处于使个人成为权力的后果与对象,知识的后果与对象的程序的中心位置。
由于检查将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结合起来,就确保了重大的规训功能:分配和分类,最大限度地榨取力量与时间,连续的生成积累,最佳的能力组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具有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和组合性的个性的制作。
由于有了它,那些纪律也被仪式化了。
可以说,这些纪律是一种针对个人差异的权力运作方式。
各种纪律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
在某些社会里,即在封建制度是唯一样板的社会里,可以说,在君权得以施展的地方和权力的较高等级中,个人化的程度最高。
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或特权越多,就越能通过礼仪、文字报道或形象化的复制品标示出他个人。
表明某人属于某种血缘集团的“姓氏”
和家谱,展示非凡能力并被文学记载所传扬的丰功伟绩,标志着行之有效的权力关系的典礼,留芳百代的纪念碑或捐赠,奢侈铺张的开销,错综复杂的效忠与宗主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上升”
的个人化的方式。
相反,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
。
随着权力变得愈益隐蔽、愈益有效,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
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监视而不是盛大仪式,是观察而不是纪念性文字,是以“规范”
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是“差距”
而不是功绩。
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
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中,我们文明中的个人化机制更偏向于前一种人。
当人们想使健康、正常和守法的成年人个人化时,总是要问他身上有多少童心,潜藏着何种秘密的疯癫,他曾想犯下什么重大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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